一位大学教师的反思:我们这一代教育科研工作者

学术中国2019-08-22 12:41:42

一位大学教师的反思:我们这一代教育科研工作者


来源:知深(ID:zhishen100)、学术中国原创   作者:如月   编辑:学妹


现在的高校里,不少讲师给本科生上课的形式是:让学生讲TOP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从同行的角度看,其中用意自是明了,也不新鲜。不要说当下学术界这种论文和知识水平有几毛钱关系因而能让学生受益多少。本科生教育只是一种通识和专业基础教育,就算是研究生、甚至博士生,不属于自己研究方向的,也不见得能看懂吧。这些人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背负着科研的压力,却又承受不了阅读的孤独,便打着为学生好的名义,实质是让学生帮自己。

 

高校老师和学生之间这种利益关系,在当今的社会已经不新鲜。比如,研究生和“老板”是一种存在很多年的普遍现象了。但是,当“老板”需要至少熬到副教授,而现在科研压力最大的不是副教授,是讲师。那讲师去剥削谁,去使唤谁呢?于是,本科生就被盯上了。


如果是一种摆明的交易关系,在双方完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另当别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或许还会感激导师呢。然而,如果双方之间没有建立交易关系,那这算什么呢?




随着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公民权利”的意识,政府身份的本质被揭露出来。大家现在清楚地知道,政府不是我们的“父母官”,而是纳税人的代理人,是公共服务人员。但是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师生关系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契约意识,没有个体意识,因而到处充斥着家长制。官和民之间,师和徒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前者的身份优于后者。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有能力区分法律和道德这两重关系。从法律上讲,公务人员和公民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都是契约关系(谁也不能否认,学校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学生缴纳的学费)。从道德上讲,老师也好、公务人员也好,这些职业属于公共或半公共服务性质,尤其是教育固有的纯洁性,使得人们从道德上会对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予以更多的尊重。因此,学生尊重老师、老师爱护学生,是一种社会公约和道德。而老师服务于学生,则是一种法律契约。师生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行政关系。

 

然而,很多为人师者却丧失了传统师生之间的美德,习惯只从利益角度去对待学生。这对于一些已经社会化的学生来说,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仍然没有走上社会不习惯从利益和交易角度看待事情的年轻人来说,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相处,存在着明显地不对等。你用社会上那些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去和脑子里没有太多世故的学生交流,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把他们卖了,他们还以为你是为他们好呢。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有没有变得比较“聪明”,至少我在没有走上社会之前,我总是本能地认为“老师就像父母一样,是为我好的”。这样的学生和老师之间是一种情感连结,而非利益连结。可惜,很多老师配不上这样的情感。

 


退一步,即使不做社会道德上的要求,契约关系是最基本的底线吧。学生是老师的客户啊。为客户服务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吧?可事实上,太多的老师根本无视这份契约。他们从来不问“我的客户需要什么?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相反,他们总是偷思摸空地想“如何利用学生可以让我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比如,把讲课的时间用来为我的科研服务。既节省了自己备课的时间,又增加了与“科研”接触的时间。

 

众所周知,当下的教师考评制度是唯科研论的。所谓科研,就是论文。因此,科研能力的提升被等同于论文制造。对于那些非常“上进的”人,论文、职称成了压在他们心脏上的大石头。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更不用说能静下心来读书了。据说很多人玩微信,却连看篇稍长一点文章的耐心都没有。几年前我曾亲遇过这样一个景象:某211大学的副教授看到旁边的人在看书时,突然大呼:“现在还有人读书啊?大家现在不都玩儿手机嘛。好多年没摸过书了。”我当时很惊讶,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说出这句话时,就不觉得羞愧吗?然而,副教授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一个同行跟我说,他给自己的期限是7年内评上教授(现在刚成为讲师)。他的水平,我是知道的;他的智商,我也是清楚的。如果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不知道又有多少纸张会被浪费。然而,论文水平可以短时间提升,知识和思考却不可以。因此,这些人往往是徒有其表,肚里没什么东西的。

 

做学术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规律的科学,努力一辈子可能也出不了成果。从目前知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算起,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已经5500多年了。从公元14世纪中期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算起,现代思想之光距今也650多年了。大的社会规律、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其实早就探索清楚了。欠发达社会的滞后,更多是政治因素的阻挠。然而,学术圈的竞争却越来越激烈。全球范围内普遍如此。过度竞争造成了学术垃圾的大批量制造。能引起人们思考、推动社会进步的研究越来越少。学术成了追名逐利混饭吃的工具。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学习等同于开会,自己不读书,还认为别人是闭门造车。所谓开会,绝大部分情况下,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读书是和作者交流,写作是和读者交流,思考是和自己对话。没有谁是一个人,只有能不能静下心来的区别。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大量的时间被用于外在的竞争,就没有时间进行自身的储备。因此,高校里有一种现象:忙于论文的老师讲课一般都比较差。当然,这并不说明不写论文的老师讲课就好。事实上,有不少老师既不写论文也不读书,只能讲一些自己当学生时学过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人啊,说实话,没有从学校里学到太多真正的知识,更多是一种应付和形式。比如,考试的知识和如何制造论文。不对,由于转型期过快,一代人的知识结构特别容易被社会淘汰,因而无法给予下一代人契合当下社会流行的知识体系,所以就连这些形式,都有很多是我们自己摸索的。

 



长者我不敢说,幼者我不敢言,单就我们这一代人,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就是应试教育的失败品。我之所以敢说这话,是因为一路以来,我一直是最努力的那一个(至少是之一)。我不笨,而且尽力了,但却远远没有释放出自己的潜力。否则,我只敢说:或许是我不够努力。我记得王利芬说过一句话,她说: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啊,拼搏一生,也至多成为一个世界三流。

 

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部分,没有读过太多的书。我已经算是求知欲比较强的了,从小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从能识字开始,逮着一本书,就是吃饭看、睡觉看、上厕所看、走路看。睡觉看导致我现在两只眼睛度数不太一样。小学三年级放学,走路看书穿过商场,撞到了逛街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身上。但即使这样,我的阅读量也是相当有限的。一方面,普通家庭的孩子,没人指导,家里的书也很有限。小地方的新华书店里面,都是学生的课外辅导书。学校的图书馆形同虚设。只要能逮着的,就赶紧看。但这样的阅读,就像游击队,既不成体系也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早上6点上早自习,晚上回到家10来点钟还要做作业。尤其是学理科的,大量的习题,哪儿有时间阅读啊?我高中的一个同桌,特别爱看武侠小说,文笔也非常好。那时候学校门口有租书的,一天一毛,他省下吃饭钱租书看。几乎每天上课下课,都在看书。可是,这样的学生,上不了大学。我们这代中能上了大学的人啊,绝大部分是无知的。有限的知识,大多来自于课本。高中有一次,我和一个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全校前三名的女生同路回家,她告诉我说,她长这么大,连一本小说都没有看过。是啊。我记得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她父亲去学校给她送了初中的习题辅导让她做。我们才知道,她家里管得特别严。三年级订四年级的辅导,四年级订五年级的辅导…………后来,她如愿以偿地上了中国的著名大学。但是这样的人,真的没什么文化。是的,比我还没文化。

 

大部分的50、60、70后并不比我们强多少。他们小的时候,连书都没得读。然而,他们却没有我们这一代这么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失败。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么惨烈的应试竞争、对历史断裂式的无知,所以他们的求知欲还没有被扼杀。事实上,那些早期上大学的人都是非常爱读书的人。尤其是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大学所需要的那些知识在现在看来虽然容易得不值一提,但至少那些被录取的人多是之前偷偷钻在什么地方嗜书如命的人。那些被下放在农村仍偷偷读书的人,他们读书无关竞争无关功利,完全是一种求知欲的驱动。所以一旦有了书,他们的知识就会增长得非常快。而我们这一代则不然,尤其是那些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早就被伤透了。博士毕业,那是刑满释放。我弟弟说,他现在和别人谈话时,只要对方比较长时间的嘚吧嘚吧,他脑袋就自动关上了。不要奇怪,这是长期以来被迫接受灌输而不调动大脑的后遗症。他一路以来都不爱学习,却被我父母逼着关在屋里学习,我就是那个一直在嘚吧嘚吧给他讲题的人。而实际上,他非常喜爱科学,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到现在都特别喜欢看发明和探索类节目。同理,有些人一看到铅字,就头痛。很庆幸的是,我从小一直野蛮生长到现在,孝而不顺,认真而不听话,没有成为应试教育竞争的胜利者,因此也没有被它完全打垮。但是,仍然会感到累。

 



看吧,“累”是80后一代人普遍的心态。多可怜,没学到什么真正的东西,却心力疲惫。我们这代人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或许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从头到尾都是转型的一代。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仍然有少量的集体主义烙印。但是从我们开始,个体主义崛起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强的生存欲,也不会因此做出卖人格之类的事,是没什么“大出息”、无知、也无害的一代。

 

话说回来,当这一代人当老师了,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思想的启蒙者,我们能带给下一拨人什么?能为我们扎根的这个社会贡献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秦朝大一统以来,就没有担起过他们该有的社会责任。尤其是明清以来,更是犬儒遍地。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跟现在比起来,当然好多了。但即使这样,文革的时候,好的也就是自保不吭声,差的就把良心卖了互相告密。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候,涌现出一大批有“士气”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包括鲁迅,都是值得尊敬的。但自此之后,知识分子就死了。作为新一代职业知识工作者,我们的无知、浅薄,以及血管里流淌着的犬儒血液,都让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敢把“知识分子”这个词和自己联系起来。当然,这说明我们的良知在醒来。跟以前那些大言不惭的人比,我们好多了。

 

当我在想“我能带给下一拨人”什么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社会和人文学科的教育,从来不只是具体知识的教授,更是一个社会“正”的标尺的传承,所谓“道”。而几十年来,知识工作者们身上最缺失的,不就是“道”吗?在吃不饱饭和疯狂的文革年代长大的人,他们的“贪婪”(“上进”?)、“假大空”、“装腔作势”,让知识界越来越不接地气,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如何“为人师表”,虽然没有定量地描述,但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人心自有一杆标尺。为人师表者,肯定不会教学生如何投机和不分好赖地适应社会风气,肯定不会钻营如何利用学生和侵占学生的劳动成果,更不用说那些利用权力猥亵学生的人了……为人师表者,当有理想主义情怀,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有悲天悯人的爱心……


是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醒来了。勇敢地剥离掉那些被灌输被洗脑的概念,睁在眼睛看一看我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让自己接一接地气,不要活在概念里。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或许出不了什么大师,但我们至少可以用真心、讲真话,挤一挤水分,活得更真实一点。为下一拨人塑造一个更健康更干净的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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