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不传之秘”

小道经方2018-10-10 17:11:18

导读中医不传之秘,不仅在药量,而在中医大家辨证精准,用药如用兵,所谓“胆欲大而心欲细”,药量峻猛称奇非为“秘传”,琴心剑胆绝技是英雄,方药合证仁术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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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疾病的关键在于辨证施治

我们知道,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疾病发作的不同时间,人体的不同体质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疗效。在治疗时,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需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药量的多少也对治疗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药的量和种类的应用都得在疾病这个基本前提下才能进行。

用药如用兵,药量但为辨证施

如在伤寒论中,有些药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方剂的名称,这就是说如果方中的某一种药的量增多或者减少的话,这个方剂的治疗作用就会有所不同了。

如在《伤寒论》中,以治疗表虚症为主的“桂枝汤”,如果将其中的芍药量加倍,再加一味饴糖之后,就变成补虚止痛的“小建中汤”了。其主治也由“桂枝汤”的“头痛,发汗,汗出,恶风”变成了“小建中汤”的“虚劳里急,悸,衄,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

药量的变化决定药方的主治

可见量的变化,可以决定药方的主治情况。在这里的药量的变化应用,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证候才能用什么样的药量,药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需要随疾病的不同表现变化。

药量亦凭医生胆略,应用还需顺势而为

药量的应用也取决于每一个医生的胆略。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机械模式来治病,也不能单靠书本上说的药的量来衡量一个病人该用的量,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凭病人的体质及疾病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该用多时用得少,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延误病情,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要根据疾病的情势来应用,很多药物,不能机械地依据某一种固定量,这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体现。

医林大家方药轶事

自古及今,医林中有不少用药独特的实例,其药量之大,之奇,远远超出常规。但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辨证后才使用的。

范文甫先生,用药峻猛

如:宁波名医范文甫先生以擅长使用猛药峻剂著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

他辨证准确,用药果断,

如用越婢汤治风水,麻黄常用到18克,治小儿麻疹闭证竟一次用到了24克;

急救回阳汤时附子常用45克之多,让人听到都会感觉吃惊。

热性药物的这种用量在寒冷的北方尚且让人感觉药量不轻,而范先生行医的地方是江南热带地区,如此大剂应用麻黄、附子等热性药更属非常少见之举。

张锡纯先生,“石膏”达人

张锡纯先生是民国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大家,他以善用石膏著称,有“张石膏”之美誉。他认为石膏系阳明实热之“圣药”,遇实热炽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顽症亦往往因他用药而豁然而愈。他初次重用石膏是从7岁儿子开始的:

第一次用30g热稍退,加至60g热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昼夜间共用石膏180g

陆仲安先生,重量“黄芪”愈胡适

民国年间的名医陆仲安先生则因为擅用黄芪著称,并且用量很大,每至810两,有“陆黄芪”之称,曾为孙中山及汪精卫治过病。192011月,胡适患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久治不愈,判为“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适在当时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并且主张反对中医。病重无奈,胡适才请来陆仲安诊治。陆诊断完毕以后说:“此事易耳,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处方中:黄芪用至300g,党参用至180g普通药壶装不下,只好用砂锅来煎,由于剂量之大,“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胡适语)。但胡适的病竟由此治愈,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认无疑。

南阳张翰先生,峻猛“黄芪”药到病除

有医家善用黄芪则较陆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南阳张翰,字骏声,光绪甲午举人,精通医术,袁世凯的兄长袁清泉有病,听到张的声名急迎来诊。开药不过四五味,而有黄芪2斤。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怀疑是写错了,持方询问张氏。张举笔改为32两(老式计量单位是一斤等于十六两),仍然是二斤,袁寒云私改为半斤。次日复诊,张指出他们不信任自已而私改药量,起身就要离开,寒云道歉之后请他重新开方。张说:“不用换方了,就按前方服三贴痊愈矣。”服药完毕后,疾病果然也痊愈了。

郭彭年先生,大剂“柴胡”愈鼻衄

晚清福建寿宁名医郭彭年,在一次用药中使用大量柴胡出人意料。光绪年间悬壶台江,有一举子温冠春,因日夜苦读而成鼻衄,有时出血能流一碗的量,时间很长才能停止,多方求医治疗能显效。请郭先生诊病后,先生给开一处方:柴胡250g,水煎当茶频饮。有的医生看了该方后吃惊地说:“柴胡性升发而动肝阴,怎能一下用半斤呢?”病人想反正别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权服一剂再说。但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服了这个药方后鼻衄立刻止住了。

吴佩衡先生,重量“附子”起死回生

吴佩衡,原云南中医学院院长,著名经方大家,擅用附子,有“吴附子”之称。其用大剂附子治疗垂危重症多例,令人惊心动魄,他在治疗一例小儿危症时,根据病情,使用附子的量竟然达到400g,且昼夜连进2剂,加起来一昼夜的量居然到了800克之巨!但效果出人意料,使患者起到死回生。

当然,用药独特不是用来炫耀神奇,也不是一味蛮干,必须胆识兼备。分析上述医案,用药者都是学验俱丰的医学名家,他们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方能胸有成竹,有胆有识。范文甫先生说过:

“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

吴佩衡先生擅用大剂附子总结了辨识阴证的16字诀: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善用石膏的张锡纯先生说:“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

善用峻药亦从亲身尝试得来,首先“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张翰先生善用黄芪,也是因为:“虚弱老病,非黄芪不能补,理甚易明,惟分量须有把握耳。”

所以认证准确,胸有定见,才能放胆投用峻药,这就是在用药过程中所说的“艺高才能胆大”。中医用药的所谓“不传之秘”,并不是药物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于如何根据疾病的特点及药物的特性合理地辨证施治,药量无论大小,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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