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10上)

知之修炼2018-12-18 06:55:37

臣行第十

  从中央到地方,以金字塔结构组成的官吏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它象枢纽,象门阀,最精彩的悲喜剧都在这里上演,国家的兴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阶层。

  【经文】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语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谓六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译文】

  当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机先,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独立,永远站在光荣伟大的一面。能够具有这种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称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师。这种大臣便是圣臣。

  其次可称作好官的是谦虚谨慎、尽心竭力为人主办事,经常思索好的治国之道向人主建议,勉励君王恪守礼仪、勤政爱民;劝说君王眼光远大,胸怀大志,使其英明正确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确;对其不良的作风,有害的习惯千方百计加以纠正、挽救,能做到这些的,就是大臣。

  能称得上忠臣的,必须做到为国家办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同时要终生不懈地举贤荐能,为国家推荐、选拔人才,还要博学多识,精通历史,经常引证历史经验启发激励人主。能做到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问魏明帝时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内务大臣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袁安回答道:象杨阜这样的臣子只能称直士,算不得忠臣。

  为什么说他只是一直士呢?因为作为臣子,如果发现人主的行为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当着众人的面指出他的错误,使君王的过失传扬天下,只不过给自己捞了个梗直之士的名声,但这不是忠臣的应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陈群就不是这样,他的学问、人品样样都好,他和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人主的错误,只是几十次地送奏章给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错了,哪个缺点必须改,有批评,有建议,而同僚们却都不知道他写过奏折。陈群向人主提了意见而不自我标榜,所以后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败的机枢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国策实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了,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使人主自始至终不必忧虑。能这样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勇于负责,为民众出了力、办了事不接受贺礼,清正廉洁,勤俭朴素。能这样做的是贞臣。

  当皇帝昏庸、国家离乱的时候,对上不拍马屁,不阿谀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龙颜,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时候,敢当面指出昏君的过错。能这样做的,就叫做直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正面官员——“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写的《世要论》中说:有些官员不善言辞,说出来的话不好听,而当领导的却要注意,这个官吏虽然嘴笨,但他是个内秀的人,有一肚子锦囊妙计。如果当领导的只因他秃嘴笨舌,说话刺耳,就处处看不顺眼,冷落疏远他,他的才干就得不到发挥了。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而不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相貌憨厚土气,说话吭吭巴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可是脑子好使得很,聪慧敏锐,能发现、想到被别人忽略的问题。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本质上淳朴、聪敏的优点而宽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吗?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经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主所为皆曰,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谄媚,奉承)臣也。

  中实险诐(偏颇,邪僻),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rěn柔,软弱),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chái婚配)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时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情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nìng善辩,巧言谄媚)臣?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性情古怪,不合群),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经文】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的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量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晔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否则,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按语】

  如果你能对叔孙通的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体察,那么你就会明白,处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欲有所建树,需要经受多么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仍然免不了后人的非议。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奏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懦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公元前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

  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经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

  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经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

  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经文】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其功者也。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译文】

  有人问:天下闻名的游侠季布,当年曾是项羽麾下战将,一次追击刘邦,差点杀了刘邦。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悬重赏全国通缉他,同时下令,谁敢藏匿他就诛灭九族。弄得季布无处藏身,剃成了光头,毁了容,东躲西藏,四处流窜。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穷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这样的壮士,一反昔日刚勇豪迈的气概,去做窝囊的亡命徒。

  这样对吗?

  司马迁在谈到季布的行为时说:在刘、项争雄的时候,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在楚军中以武勇扬名楚国,每次战役都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冲锋陷阵,多少次冲入敌军夺旗斩将,称得上是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项羽失败,刘邦下令通缉他,要抓他杀他的时候,他又甘心为奴而不自杀,又显得多么下贱,一点志气都没有。季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肯定是坚信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错了胎,走错了路,所以受尽了屈辱但不以为耻,盼望有机会能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潜能,所以最终还是成了汉代的名将。由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窥测出他的志气、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样忍厚负重,委屈求全。由此看来,一个有见识、有素养、有气魄的贤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并不象愚夫愚妇一样,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儿小事,就气得寻死上吊,这并不是有勇气的表现,而是计穷力竭,觉得没有办法挽回局面,走到绝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杀。而胸怀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还有一线东山再起的希望,是绝不会轻生的。

[对生与义的冲突和取舍,司马迁还有一种说法:在楚汉相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自己的军队,能征惯战,都是一方的霸主,他们投靠哪一方,对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个人虽然出身卑贱,一个是亡命徒,一个是打鱼的,然而乱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众呼啸,攻城略地,席卷千里,就有了称王称霸的资本,杀人放火,气焰嚣张,天天都是他们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机分子,心怀叛逆,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一旦社会安定,就没他们的立足之地了。这种人失败了是不会自杀的,他们宁愿被俘虏,受尽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这是什么道理呢?

  司马迁说:象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会觉得羞耻,更何况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项羽失败了,都因元颜面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之后,宁可被俘也不愿自行了断,落到坐大狱、受刑戮的地步,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唯一忧惧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点权力,就想实现他的理想,让天下来个天翻地覆,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想死。

  这些纵横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业,为此受什么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马迁在《蔺相如列传》之后,赞颂蔺相如时说过:一个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还要决心去做,这是需要大勇的。死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处理。决定死还是生,这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准备人玉俱毁的时候,回过头来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蔺相如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一文弱书生,当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过被砍头而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做出这一决定是最难的,就连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宫,都吓得战战兢兢,大气都不敢出,然而蔺相如却能气势夺人,反而镇住了秦国上下。后来他回到赵国,因此举功劳太大,位比廉颇,老将军心有不服,处处和他过不去,然而蔺相如总是百般谦让,后来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蔺相如这样处理生与死、荣与辱的,才算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时、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不轻言牺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气的英雄。

  齐桓公的名相管仲说:人们认为我被齐桓公俘虏后,关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耻的,可我认为有志之士可耻的不是一时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对国家、社会做贡献;人们认为我所追随、拥戴的公子纠死了,我也应该跟着死,不死就是可耻,可我认为可耻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让一个国家称雄天下。

  管仲的这番话表明,有经世治国之才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改天换地作为人生之目标,所以决不会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罢,管仲也罢,这些有才有识之士,对自己一生的行为,乃至死与不死,都有很明确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

  【经文】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为长史,何如?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闷,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挽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贵聘群雄之上,韩、鲸之志也。

  卑身之事则同,居卑之情已异。若宗元干无怍于草具,有韩、鲸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宋宗悫之贱也,州人庾业丰富,待容必方丈。其为悫设,则粟饭,悫亦致饱。及为豫州,请业为长吏也。]

  【译文】

[我们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一下。

  魏晋南北朝末,在刘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年),有一个叫宗悫的落魄书生,他的同乡庾业很瞧不起他。庾业有钱有势,豪阔得很,宴请客人,一上几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见方,可是招待宗悫的饭菜却只有用稗子等杂粮煮的粗饭,宗悫照样坦然地吃。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杀之权集于一身,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秘书长。]对宗悫这种不记恨过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的度量该如何理解、评价呢?

  斐子野在谈到几个类似的历史人物时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悲不愁,在微贱时不气馁不苦闷,淡泊于天命和平凡,穷就穷,很坦然,可是绝不放弃伟大的理想。这样的素养、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具有;还有一种人,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低头认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顺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无赖泼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势了,就在英雄头上跑马。韩信、黥布就是这种人。这两种人,卑贱的时候被人轻蔑、侮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态却截然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气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负重;另一种是道德、人格的榜样,认为人生本来平淡,从不侈求荣华富贵,淡泊中养其清泰天和。

至于象宗悫这样的人,却兼有这两种情操、气度的长处。当年庾业在高朋满座的情况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觉得惭愧,因为他有理想,有大志,这一点和韩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做部下,不把过去的旧恶放在心上,这种崇高的宽厚的长者之风又和曾子、原宪一样。确实是了不起啊!

  【经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译文】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经文】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

  【经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经文】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

  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

  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译文】

  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做幌子,以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

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

[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操,没有一样不完美的。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爱,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

  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

  这种种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爱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性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性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

  【经文】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

  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

  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朱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译文】

  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

  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

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

[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

  【经文】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咸,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

  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译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

  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

  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

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

  【经文】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

  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

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候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候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

  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手?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

[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

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

  【译文】

  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

  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

  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

  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

[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不乐的等上几百年,慢腾腾的打基础,让子孙后代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大王也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权术,他非常高兴,打定主意就这么干了。但是他要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很难啊。

  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庄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归还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桓公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不但不想归还沈阳等地,而且要杀曹沫。管仲劝他说:这样做在各路诸侯面前失去了信誉,以后谁都不会再帮助我们。千万做不得。于是桓公把鲁国三次打了败仗失去的土地悉数归还。消息传到各国诸侯那里,对齐国产生了信赖,都想依附了。

  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戌的侵犯,燕庄公向齐国求援。桓公帮燕国打退了山戌,领兵归国时,燕庄公因对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国境,仍然恋恋不舍,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国领地离国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说:按礼仪来说,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诸侯不该出国境。你今天把我送到这里,我不能对燕国不讲礼节,那么从今以后就从这里算做咱们两国的国界吧。于是以燕庄公送他所到之地为界,把齐国北边五十里以外的领土都给了燕国。

  又因燕国是周召公的后代,桓公嘱咐燕庄公复兴召公的政治,向当时在位的周平王进贡称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时那样。诸侯听到这件事后,纷纷追随齐桓公,桓公从此建立了霸业。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商鞅,他对内立法严酷苛刻,对外背信弃义,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显的。不过话说回来,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实行,商鞅是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和当权者的主观愿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刘向认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术是错侯的。]

  【经文】

  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来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令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

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之复其位也。]

  【译文】

  诸葛亮因马谡失守街亭,按军法论斩。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战国时楚晋交战,楚国因元师得臣兵败被逼自刎,晋文公得信后很是高兴。可见往事不可不引以为戒。现在天下未定,处死马谡这样有智谋的大将,岂不可惜?诸葛亮泪流满面说:孙武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也正因为此,晋悼公伐郑战于虎牢时,杨干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听军令,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废止了刑法,还怎么讨伐贼寇呢?

  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按军法处置他,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的疆域狭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图兴旺,再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无可奈何收罗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之教训的做法,还想成就大业,不是勉为其难吗?

[还有一件战国时的故事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参考。

  公元前597 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军与楚国在邲地(今河南荥阳东北)打了一仗,晋军大败。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取胜之后,占领了楚军大寨,寨中屯积着大量的粮草,晋军整整吃了三天。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

楚国的元师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即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严重警告吧!再把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与其它国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称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楝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这一意见,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

  【经文】

  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

  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粥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

[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

  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

  【译文】

  汉代的周勃在汉高祖死后,平定了吕后乱政,恢复了刘家的天下,历来被人们认为功劳很大,霍光比起他来怎么样?

  对这两个人应当这样看。

  周勃是刘邦的老乡,在刘邦南征北战打天下的时候,就是刘邦的功臣,众望所归,很受群众拥护。后来他官居太尉,手握军权,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在吕氏权臣的圈子里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为他通消息,放烟雾,由于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事出仓促,将辅助八岁幼主汉昭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的。在他独揽朝政,辅佐幼主期间,整个国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国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

  昌邑哀王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汉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后,因无亲生儿子继位,就推拥刘贺当了皇帝。可是这位公子一进长安,登上宝座后就淫乱昏愦,令人不堪。霍光与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后,废掉了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洵为汉宣帝。霍光肩负着汉家刘氏的重任,执掌大权先后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满天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为汉代有贤名的辅相,从他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所做的贡献看,与周勃相比,其优劣是很明显的。

[关于对周勃的评价,袁盎和汉文帝有这样一段对话。袁盎问汉文帝: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一个人?文帝说:是社稷之臣。袁盎说:可以说是功臣,还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称得上社稷之臣的,应当做到与主同在,与主同亡。在吕后篡权的时候,刘氏的子孙还很多,当时周勃身为大尉,握有兵权,可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不去制止。等到吕后死了以后,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诛灭吕氏家族,太尉又拥有兵权,正碰上这种机会,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说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经文】

  后汉陈蕃上疏荐徐稚、袁闳、韦著三人。帝问蕃曰:三人谁为先后?

  蕃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译文】

  后汉的太尉陈蕃向汉桓帝推徐稚、袁闳、韦著。桓帝问他:这三个人谁更好一些?陈蕃说:袁闳出身于权贵大家,通晓了安身立命之道后,洁身修行,品操越来越合乎圣人遗训;韦著很适于做京官,为人处事很有礼义,这种修养仿佛已经变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他是那种人们常说的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人;至于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贫,持身恭俭,卓然不群,在当地很有名声,应当说数他最为杰出。


Copyright © 全国鼻炎治疗交流组@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