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上海:《谢谢上海》背后的真实故事

CHINA公社主张2018-12-05 16:33:56

如果不是1939年中国对我们敞开怀抱,我们不可能在后来所知道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对中国,我永远心怀感激,因为她赋予我又一次生命。

共识君按:近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馆拍摄了一部公益宣传片《谢谢上海》以感谢二战期间上海对犹太人的庇护。下文以一名犹太少女的亲身经历,重现了历史细节,敬请赏析。



《谢谢上海》背后的真实故事
尹上喜


上海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二战”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原来约接纳百分之八十欧洲犹太移民的美国采取了种种限制政策,而英国政府的白皮书也阻碍了通往犹太“民族家园”巴勒斯坦的去路。这就使得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向加拿大、拉美等其他地区寻找庇护地。


此时的上海,由于二战时期特殊的环境——一种准无政府状态的城市管制,也接纳了约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成为世界上接纳犹太人最多的城市之一。(《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


而《我曾经叫莎拉》一书的作者,伊尔·贝蒂·格列宾希科夫正是从欧洲逃往上海的两万五千名犹太人中的一名。


1929年伊尔出生在普通的犹太人家庭里,母亲结婚后就辞职做了家庭主妇,父亲只是一名销售人员。一战时,父亲为德国打仗,战后,从部队退伍,搬到了德国,因此德语成为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用语。


出生后,伊尔就没觉得她与周围人有什么不同,但随着外界的反犹情绪高涨,周围人渐渐疏远了他们,直到最后,在希特勒政府的支持与参与下,积蓄已久的排犹情绪爆发了出来。


此时,伊尔的父亲已经对德国彻底失望了,开始一边躲避着盖世太保的逮捕,一边努力寻找带领一家人逃离德国的办法。但移民国外,何其难也。因为伊尔的父亲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发给无德国国籍者的临时护照,因此没有配额号与签证,移民美国已经不可能。后来,似乎移民南美洲成为可能,但最终也成了泡影。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拒绝颁发签证给他们,中国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因为去中国上海,不需要签证、宣誓书、担保书等等,最终,一家人买到了“鹿岛丸”上的两间头等包舱,于1939年5月21日被盖世太保抓捕前离开了那不勒斯,驶往中国上海。自此,开启了在上海十一年的生活。


犹太人隔离区的生活




欧洲犹太难民起初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房租和生活费用较低的虹口区。除少数难民自行租房外,大多数难民都住进了临时的难民收容所。很快,犹太难民适应了上海的生活,甚至使得虹口提篮桥一带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形成了一个颇具中欧异国情调的“小维也纳”。(《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


但到了194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抵达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计划,即所谓的“梅辛格计划”。


经过上海犹太人社团千方百计的加以阻止,以及日本出于各种原因,未严格按照德国方面的要求做,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施,但最终日本当局还是于1943年2月建立了一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于是,绝大多数犹太人只能被迫迁入“隔离区”。


按照伊尔的回忆,隔离区是一块宽约一英里,长约两个半英里的地带,这里比虹口区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要贫困,一下子涌入上千名难民更是让这里拥挤不堪,卫生与居住条件都愈加恶劣。


隔离区出现以前,欧洲犹太难民都会随身携带居住证明,标明犹太人的身份,但在隔离区出现后,这些难民被要求必须到日本人那领取通行证,否则不能进出隔离区。因此出入隔离区,成为了伊尔上海记忆中重要的一部分。


每过几星期,隔离区里的难民都必须在日本长官办公室外排几小时长队,等待续签通行证。日本长官脾气很差,发脾气时,打耳光,泼冷水的事情是常有的,甚至有人还会被无端关进监狱一两天。


伊尔后来回忆起来,会发现当时父亲和其他人一样,每次通过隔离都忐忑不安。甚至伊尔的姨妈每次通过后,都会因为紧张而犯头痛病。


此外,美军飞机空袭日军军用设施及公用设施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每次B-29轰炸机的声音把大家吵醒后,紧接着是空袭警报的长鸣,随后是炸弹坠落时的刺耳声音及落下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些声音交叠在一起,让隔离区的难民们终身难忘。


除了生活恶劣、进出隔离区不方便,及空袭的时常发生外,隔离区的生活就在各种琐事中有序进行着。这些来自欧洲的难民,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


伊尔一家四口住在一栋三层小楼里的一间小屋里,房间一角被当做厨房,除此以外还有小水槽,有自来水,有煤气炉。伊尔的妈妈甚至学会了用中式的煤炉烧饭,烧饭的时候,炉子会不停冒出浓烟,因此伊尔他们要学会如何用蒲扇轮流煽火。


隔离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一家人依然维持着正常的生活。伊尔的爸爸每天照例到办公室上班,伊尔与她的姐姐每天上学。除此以外,隔离区的难民还自发出版报纸与杂志,还有专门为难民提供的节目,难民还组织戏剧演出与体育比赛,电影院还能看到电影。


就这样,伊尔一家人在隔离区就这样生活着,直达1943年到1944年间的一天,一张明信片突然不期而至。


来自德国家人的噩耗




伊尔一家在离开德国前往上海前,与外公外婆道别。


那时外婆的病还没有好,伊尔妈妈的姐姐,也就是伊尔的姨妈与姨夫决定留下来照顾外公外婆,他们准备过一阵子再走,与伊尔一家在上海会和。他们相信,德国犹太人那时的情形已经是最糟糕的,以后不可能再糟糕下去,只可能越来越好,却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集中营。而伊尔也没有想到,外公外婆一家在窗口向他们挥手告别的一幕,竟然成为了最后一面。


这封不期而至的明信片是外婆写的,寄信地址并不是柏林,而是一个叫特来西恩施塔特的地方。外婆简单地告诉伊尔一家人说他们被送到了一个劳动营,她没有详细述说里面的生活状况,只是说她会努力生活下去,最后还提到外公不久前死在了劳动营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尔的妈妈一直不愿意说话,后来才告诉伊尔,外公曾经在一战时为德国打仗,还曾经驻守在特来西恩施塔特的军营,服役的大多数时间曾在那里度过。


战争期间,谁也无法相信那些发生在集中营里的可怕事情,因为太耸人听闻了。直到后来,一切都结束了,这些事实才被众人知晓。战争结束后,伊尔的父亲多次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查询留在德国亲人的下落,最后发现,绝大多数家庭成员都被杀害了。


伊尔的外公、外婆死在了特莱希恩塔特集中营,爷爷、奶奶和姑妈姑父还有他们的孩子死在了波兰的集中营。另外一些儿时陪伴伊尔玩耍的堂兄妹们几乎全都离去了。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逃亡上海及英国的亲属。


为离开上海而痛苦



穿中式服装的伊尔


在隔离区生活的伊尔,在这里上学,在这里结婚,一切都看似平静的朝前行进着。与此同时,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已经打了好几年的仗,到了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向上海进攻了,推进速度虽然缓慢,但占领上海已经大势所趋。


不久,当伊尔与丈夫躲在南京路上的基督教青年会里时,外面解放战役的炮火轰炸着上海这座城市,枪声与炮火声整日整夜地不绝于耳。


此外,抵抗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甚至会发现,有的国民党士兵蜷缩着脱去军装,扔掉来福枪,换上普通中国人日常穿的衣服,暮霭中,消失在曲折的上海弄堂尽头。


很快,共产党接管了这座城市,到处是胜利的游行,所有人都走向街头,欢呼庆祝,到处都是毛泽东的相片与标语。各种新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新生,但同时又充满混乱与无序。伊尔与丈夫担心排外情绪会日渐高涨,形势也岌岌可危,看来,离开中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对于他们这样无国籍的犹太人来说,没有配额号与签证,前往美国已经不可能,而伊尔的丈夫又是一位沙皇俄国时期军官的儿子,回苏联也不可能,而以色列虽然对所有犹太人及家属开放,但那里生活异常艰苦。最终,他们想到了伊尔丈夫的母亲与澳大利亚一位老朋友保持着书信往来,最终联系上这位老朋友后,对方接受做伊尔及其丈夫的担保人。


经过漫长的申请及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伊尔与丈夫最终乘坐火车离开了上海,并且到达了澳大利亚。


结语


40年后,也就是2005年,作者伊尔重新回到了上海,思绪万千。


在《我曾经叫莎拉》一书的中文版序中,写道:


在上海的十一年,我渐渐长大,也渐渐熟悉了这个曾经陌生的城市。在学校,我学习了英语和一些汉语;在虹口的隔离区里,我和家人度过了二战中最艰苦的岁月;在苏州河边的新天安堂里,我和丈夫举行了婚礼。


我们的生活贫穷而艰苦,但这些地方都让他们留下了快乐的记忆。


如果不是1939年中国对我们敞开怀抱,我们不可能在后来所知道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对中国,我永远心怀感激,因为她赋予我又一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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