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成功经验及教训

甘肃理论学刊2019-01-11 05:34:03

  甘肃省社会科学  董汉河


由于西路军的失败,中共中央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目标未能实现。然而,西路军左支队却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组成的工委带领下,在军委及时正确的指示和接应下,历尽艰险曲折进抵新疆。左支队是如何摆脱追敌,历尽艰难曲折走出祁连山的?又如何克服挫折、绝地求生抵达星星峡?其中有哪些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经验之一:利用大雪天掩护,迅速西进,三天后成功摆脱追敌

     石窝会议后,西路军余部分为三个支队游击,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后文简称工委)决定的,这有相关电报为证。左支队迅速西进摆脱追敌,则是李先念力主的,《李先念传》对此有详实记述。

     1937年31519时,西路军工委致电“军委主席团、党中央”:

     1)为适应目前战略环境,为保存力量,分为三大支队活动,张荣率十五团及特务团一部为一支队,约一千余人,枪百余;树声率二十团及骑兵两连共七百人为一支队;先念率三十军基本主力五个营为一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活动。今晨到祁连山脚的番人地区,距龙首堡约两天路,地形险要。明天拟在此休息。

     (2)现马敌以全力对付我们,现因我军分散活动,彼也分散兵力。

     (3)地形及粮食、弹药没法解决,刻下不能较大的活动,且难持久。

     (4)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渡河以达配合主力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如何,请示。

     该电报的首要信息,就是第一次具体报告了西路军余部分为三个支队活动的领导人、及编制、人数等。其次,对敌情我力作了较为准确的报告。敌人的相关记载对此有所证实:“十五日拂晓,我马子涵指令马步銮、马志武为右翼,韩启功部队为左翼,各官兵奋勇登山激战一小时,匪势不支溃退。”第三,此时工委依然“极望”援西军西渡黄河支援,对“消灭二马,决定甘北之目的”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李先念传》对此作了补充:“一夜漫天大雪,掩盖了部队行进的足迹,使敌人失去了追击目标。途中,西路军工委会开会,研究行进方向问题。李先念考虑,分散打游击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如左右两个支队一起行动,便提出了共同西进的主张。他回忆说:‘我和王树声在一块打仗,经常他是司令,我是政委。那天下午我们开会,我对他说:你还是当司令,我当政委,咱们一起翻过祁连山,最多死个几百人。结果他不干。我说,你不过我过。’会后,两个支队分道扬镳,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右支队向东山转移,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左支队向西,开始了四十七个日日夜夜的险恶征程。”ƒ这一补充很重要,说明此时李先念已经想透了:援西军是不能指望的,只有翻越祁连山主峰西进,才能摆脱马敌的追击。王树声却没有想透,执意率右支队东去。左支队终于摆脱了敌人,右支队却很快就散了摊子。实践证明,方向和路线的确至关紧要。

经验之二:执行中央及军委电示:行动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

李先念、李卓然和工委的正确决策,与中央及军委正确及时的指示有极大关系。317日,“中央及军委”电示“先念、卓然同志”:

(甲)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

(乙)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丙)东北军调豫、皖,兰州、平凉、固原等处由中央军接防。我们四军、三十一军现到镇原不能西进。

(丁)顾祝同已电“二马”停战,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此,你们行动应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面。(4)

不要依靠外援,也不要指望“二马”发善心停战。这些指示都极为正确及时。工委会正是靠了上述正确的思想和方针,团结领导左支队克服艰难险阻,走出祁连山,摆脱了困境。

    至于该电报对“过去领导”上纲到“路线错误”的批评,有的有道理,有的则不符合实际,批评过头。批评西路军“过去领导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不少此类事实:党中央要求西路军从山丹、永昌地区东返策应西安事变时,徐、陈等曾于1223日要求兰州东北军和新疆各出六个团“并带货物”援应;193714日、6日、8日、27日,27日、13日、24日、28日,34日、12日、13日,曾多次要求外援(5)而且,除开红30127日主动抓住机会在西洞堡消灭马敌八百余人外,西路军几乎再没有主动寻机歼敌的战例。

对西路军“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至少不完全符合。西路军停在永昌、山丹地区40天创建根据地,又停在高台、临泽地区创建根据地,都是执行中央及军委的指示,怎么说“一贯违反”呢?西路军主要领导的问题,与张国焘路线有重大差别。张国焘路线主要是惧怕敌人,右倾逃跑,分裂红军,分裂党。“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是西路军领导者指导思想上企图先取得外援特别是国际军援再打马家军的问题,与张国焘路线虽有思想上的一定联系,但也有重大区别。

面临生存危机,西路军工委顾不上深究过去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是深刻领会和执行中央及军委的指示精神实质,“主动的依靠自己”,“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这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对于上级指示,不能死抠字眼,而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工委会这样做了,因此领导左支队摆脱敌人,走出了绝境。工委323日给援西军领导“转中央及军委”的电报证实了这一点:

刘(伯承)、张(浩)、李(达)请转中央及军委:

(一)西路军自本月十四日起与马敌四天最大激战,士气大受损伤,当即决定分路游击。……

(二)据谍息:树声、张荣所率之队,均已被敌击散,详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为游击纵队,现已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无粮食,仅觅一些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三)徐、陈所属部队,由先念、世才、黄超、李特、传六、国炳、卓然等组织工作委员会。现随游击纵队行动。

(四)我们今日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约三日行程处,明晨决继续设法越过祁连山西面,相机到敦煌。惟沿途找不到向导,只能用指北针前进。请常给我们指示及情报,最好能由援西军出一部,威胁与吸引马敌而便我西进。(6)

     电报第一条所写时间似有错讹,“十四日”似应改为十一日。因为相关文电记载,从十一日晚开始,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历经梨园口、马场滩、牛毛山、阳山河隘口、石窝山等四天激战。十四日下午召开的石窝会议决定分路游击。之后并无大的激战。程世才的相关材料和李先念的回忆等,对此都有佐证。程世才记载,石窝会议后,左支队“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急行军,到白大板后,就将敌人远远的甩在后面了。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着。不幸的是,有几个战士逃跑了,特别是几个高级干部私自离队,影响了部队情绪与团结,增加了带队的困难,是很不应该的。当时我们曾为此哭了一场”。盛先传对此作了具体补充:“还在我们左支队出发不远时,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离开部队单独走了,他的警卫员边跑边喊:‘参谋长逃跑了!参谋长逃跑了!’也没有人管他,让他走了,他的警卫员没有跟他去”。(7《李先念传》也说,“经过三天急行军,左支队到达柴大坂,进行了整编”。“行军途中,有几位师团干部对西进缺乏信心,便不辞而别了。”“这些干部,有的回到了延安,有的被俘,只有个别人叛变投敌。还有一位团级干部,带着几名战士溜走,把李先念珍爱的那匹黄马也偷走了。后来,他们碰上了右支队,被王树声认出是李先念的马,经反复审查弄清真相之后,执行纪律,枪毙了那个干部。”(8

这说明,左支队迅速摆脱敌人是很不容易的,经受了少数干部战士动摇离队的打击等诸多困难。党中央及时正确的指示和李先念等的坚强信念和正确决定是首要原因。从315日到23日只有短短九天,左支队就已成功摆脱了马敌的追击,而王树声支队、张荣支队却被马敌击散了。其中有着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按照避实就虚的原则选择行动方向是头等重要的。此时三个支队均已失去有效抵抗追敌的实力,只能避实就虚。敌人重点在东面防堵,迅速西撤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第二,坚持自主、独立、依靠自己的路线至关重要。在王树声拒绝左、右支队联合西进的情况下,李先念等坚持独立率左支队摆脱敌人,是很英明的。第三,足够的信心和凝聚力。李先念相信,只有翻越祁连山才能摆脱敌人。这一想法得到了李卓然、程世才、李特、曾传六、郭天民、李天焕等人的支持,对统一部队的意志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所带领的左支队以30军余部为主,都是他们多年亲自带领的队伍,有凝聚力。而王树声就无此幸运。他是在西渡黄河前才从31军调到西路军总部任副总指挥的,对部下不熟是其所率右支队很快被击散的原因之一。张荣支队基本无战斗力,溃散是意料当中的。据张掖党史办和肃南县的干部调查:“张荣支队的部分指战员曾在灰达坂、红沟门等地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展开殊死战斗,部分战死,部分被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从石窝山下山,过黑河,到了对面的藏族班达部落的芭蕉湾、楼庄子,惨遭马敌杀害的约三百多人,在西流水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张荣支队一部,曾在红湾寺驻扎休整了四天,临走时,在墙上写下一条标语:‘红军曾到红湾寺并安全撤离’。此寺原名八格家寺,由于红军的标语和红军在此驻扎,其后,人们就称其为红湾寺了。”(9)

 经验之三:军委主席团及时正确的方向指示和策应

1.齐心协力,首先恢复与党中央的电报联络

    左支队曾面临与党中央电报联系中断的难题。在比过雪山艰难许多的生存环境中,必须首先恢复与党中央的电报联系,否则就无法确定左支队的前进方向和路线,就犹如夜海航行,方向迷茫,吉凶难料。323日给党中央发过电报后,左支队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原因是左支队仅留的一部电台,干电池用完,汽油也用完,没法用发电机发电。没有电源,自然就无法收发报。程世才说,从白大坂“出发前,为了减少负担,轻装前进,只带一架电台,将另一架电台砸坏。同时,除每连配备较好的机枪两挺外,将多余的机枪统统毁掉”(10李天焕说:“山越走越深,生活越来越苦,我们吃不到粮食,吃不到盐巴,头昏眼花,浑身酸软,整个部队像一只在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彷徨在万山丛中,看不到出路,也预料不到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时虽然根据工委决定,部队向西行进,但进到哪里去呢?打游击打到何时为止呢?谁也不能解答。”(11李卓然说:“当时我身边的警卫员是邱正基,记得他当时背着我们仅有的一个小电台,由于没有电池,无法和中央联系。进入祁连山之后,我认为应该首先和中央取得联系,于是命令负责电台联络的几个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修好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 (12负责恢复电台联络的是原西路军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当时在西路军三局工作的吕黎平说:“左支队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渴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肩上。为了将汽油发电机修复、改装成手摇发电机,电台工作人员每到宿营地,就摆开了简陋的工具,琢磨着、实验着发电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322日深夜(13),随着新装的手摇发电机‘呜呜’地快速摇动,指示灯突然发出柔和的红光——改装成功了!“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架了起来。大家将电台围得水泄不通,渴望听到与陕北党中央电台沟通联络的好消息。王子纲、刘寅、荆振昌、汪铭震、王玉衡等同志,都是电台的报务老手,都亲自上阵,摇动发电机,调谐频率,拍发信号。‘滴、滴……嗒嗒嗒……’忽然,戴着耳机的王子纲同志眼睛一亮,惊喜地叫道:‘陕北台信号!这是党中央在呼叫我们西路军!’

“我们马上明白了,自从西路军电台用完最后一滴汽油,中断发报后,党中央电台仍然日夜不停地呼叫西路军总部电台。党中央、毛主席时刻关怀着西路军的命运,一股暖流涌上心来,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宋侃夫局长马上将与中央电台沟通联络的喜讯报告了李卓然、李先念同志。首长很快拟好了电文向中央报告西路军情况,请求指示。”(14)

2.左支队的真实报告及军委主席团及时正确的指示

左支队工委45日给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的电报如下:

(一)我们率九百余人及长短枪六百余支,已到肃州西南山中,再经南山越祁岭正峰,约半月可到敦煌。

(二)途中未曾遇马敌。估计肃州敌与最近即可发现我们,原拟到安西已不可能,决相机抢占敦煌。近二十日来,均在老林大风雪中零下十余度露营,缺柴火,烧牛屎,吃牛羊肉,又缺盐,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现象无日无之。

(三)祁连山脉中只有稀少游牧民,住帐篷,我无法游击。估计现有力量如无外援,决难在敦煌立足。因人员饥疲至极,武器弹药亦太少,以及地形与敌情的限制,实无再与较强敌人作战的可能。我们慎重考虑,前途只有在敦煌稍休整,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请转呈中央,速向国际及新疆交涉。时机迫切,请速复示。(15

此电报说明:1. 左支队此时还有900余人,长短枪600余支,断粮、少盐、缺弹,饥疲至极。“冻病死者、落伍者及外逃”者,估计约有三四百人。因为左支队原有1500多人,干部支队单另活动的100多人。2. 左支队此时在肃州西南山中,原拟从肃州西南山直奔安西,因担心被肃州敌发现,此后才向南翻越主峰,然后西进,出祁连山的,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4月7日,军委主席团复电左支队工委,明确指示:你们可向新疆去,已电彼方设法援接。(16)虽然军委主席团在收到左支队工委的电报后,隔了一天才复电,仍然是及时的。因为援西军要向军委转发电报,军委和中央要与苏联和新疆方面联络,这都需时间。军委的复电虽短,但方向目标明确,这给左支队吃了定心丸,增加了前进的信心和动力。

   经验之四:克服离队思想和悲观情绪,团结广大指战员同生死、共患难、渡难关

 1.与李特离队思想的有效斗争

 左支队刚到白大坂,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就提出脱离部队回陕北或到莫斯科去。程世才说:“李特提出,他要脱离部队回陕北或到莫斯科去。当时李卓然、李先念、我和黄火青等同志,积极反对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我并且说:‘目前正需要我们紧密团结,同生死共患难,你绝不能走。你要走,我报告中央说你开了小差。’恰好,当时我们电台还未与中央电台联络上,他给中央的电报也未发出,才作罢。在这次思想斗争中,卓然同志起了团结的作用。”(17)

    李卓然在《我的回忆》中没有提及与李特离队思想的斗争,可能忘记了,但对李特在左支队的表现印象不怎么好。他说,“李特这个人很固执,我对他印象不怎么好,打了败仗就发牢骚”。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后错打安西城,就是李特坚持要打的,致使左支队遭受重大损失。到星星峡后,“李特不怎么听陈云的意见,总发牢骚。好像他艰苦打到这里,很有功劳。这人不大好”。(18)详见《李卓然文集》(上)第62-6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3月第1版。

   《李先念传》也未提及与李特离队思想的斗争,可能是忘记了,也可能因李特后来被错杀,不愿再提及此类对李特有负面影响的事情。但当时在李先念身边的警卫员盛先传记下了与李特离队思想的斗争:“当时,西路军总部的参谋长李特,他的意见是把部队分散,单独行动,谁愿意走哪里就走哪里,他自己要离开部队单独走。我当时在李先念身旁,看到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李特,说他这种解散部队单独行动的思想,是把同志们往虎口里送。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不解散部队,集体行动。”(19)

     2.克服悲观情绪,同生死,共患难,渡难关

323日到45日,这是左支队在祁连山中最难熬的十三天。因听不到中央的指示,不知道行动的方向和出路,悲观情绪日益蔓延。李卓然做政治工作很有一套。他让各个连队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教唱他自己编写的《魏巍峨峨祁连山》。这些的确起了很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但实际的困难仍需用实际的办法来克服。原3088268团营长赵正洪(解放后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说:“整个部队三天多没吃东西,实在走不动了,军部只好下令杀骑兵连的战马充饥。骑兵连只有几十匹战马,。开始我们连200来人杀一匹马能吃一天,后来只好两天吃一匹,三天吃一匹。”“在山里大约走了30多天,我们骑兵连的马和所有团营级干部的马都陆续杀光吃掉了,再无马可杀了。”(20李卓然命令杀掉自己的马。因李卓然脚被冻烂,腿肿得又红又粗,大家不忍心杀,偷偷把他的马藏了起来。李卓然发现后,硬是解下自己的头巾,沉着脸,命令大家当面把他的马勒死!“从此,(李卓然)主任拄了根棍子,一瘸一拐地和大家一起走,互相搀扶着,互相激励着,坚毅地行进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中。这是何等高贵的同志情!艰难困苦的斗争,把同志之间、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心融在了一起,凝在了一起,聚成一股可排山能倒海的力量。这支红军队伍能够在风雪祁连山中创造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奇迹来,依靠的正是这种非凡的力量啊!”(21)

    左支队接连两天没吃到一点东西,饥饿难忍,实在走不动了,决定就地休息。2683营营长赵正洪被叫到了工委会。李先念交个他一项艰巨的任务,让他带两个连去搞吃的,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牧场,弄些牛羊回来;并告诉他已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要到新疆去,不远了,前途光明。

赵正洪和营政委周纯麟挑选了百十个身体尚好的同志连夜出发了。他们接连爬了两个山头,都没有发现一星点帐篷与火光。第三个山头刚爬到半山腰,大家都精疲力竭,实在走不动了。通讯员掏出几粒盐巴给赵正洪,赵正洪抓了几把雪就着盐巴吃了,很快就来了精神。他让通讯员把盐巴交给卫生员,看哪个战士走不动就给几粒盐巴,继续爬山。有个战士还是没有支持住,坐到了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到了下半夜,赵正洪他们才发现前面山沟里有火光。他们一股劲冲下山沟。牧场主发现后派十几个人用步枪抵抗,红军机枪一响,他们都吓跑了。牧场里有两大群牛羊,百十匹马,20多个蒙古包。蒙古包里很漂亮,有一个蒙古包里还铺着地毯,有缝纫机和其他衣物,肯定是牧主或头人住的。赵正洪他们吃了点东西,天就亮了。他们只要两样东西,一是盐巴,二是吃的。搜到了两袋面、一袋米。还有三匹配着鞍子的马,他们都带上了。他们还解救了两个奴隶、一个佃户,让他们赶了两群羊中的一群,约有二百多只,一起追赶部队。到下午才赶上部队,大家见弄来了吃的,都很高兴。李先念把赵正洪他们表扬了一番,说:“你们弄回来了救命粮救了战士,把部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左支队在三个赶羊人的帮助下,当即杀了百十只羊。

“还剩下的一百多只羊,让几个干部轮流看着。有一个干部夜里值班睡着了,一百多只羊都跑了。大家知道后都很生气,军部首长也很生气,大家围上去要枪毙他。最后,李卓然主任说:‘羊也跑了,枪毙一个人,羊也找不回来,人是宝贵的,算了吧。’”(22)李先念本是分工负责军事指挥的,但危难时刻,他仍然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周纯麟、胡正先、徐明德、吕黎平等指战员团结在左支队,走出了祁连山。

3088263团营教导员周纯麟说:“我在石窝战斗中被敌人砍了一刀,腰一直很疼,有时疼得直不起来。于是我就向李先念政委恳求:‘也请你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吧!’李先念政委起先没有作声,过了一会问我:‘你也想走啊?’我站在他面前,没有回答。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还有这么多部队怎么办?这么多人,还要有人领导,有人带领。如果我们都走了,这个部队不就散了吗?中央指示我们,要保存好革命的力量啊!’“稍许停了一会,李先念政委又非常诚恳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间,雪山、草地那么艰苦也过来了,现在难道就不能坚持了吗?我们要想到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多带出去一个人,就是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这样,我就没有再要介绍信。”(23)周纯麟从新疆回延安后,历任团长、师长、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司令员,上海市委书记;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如果他当时离开了左支队,前途将十分危险,凶多吉少。

曾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胡正先,在西路军失败时还是一个在电台打杂的实习生,年龄小,个子矮。他能跟随左支队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返抵延安,首先感谢当时的电台台长王子纲,更要感谢左支队负责人李先念。他说:“为了摆脱敌人,部队将伤员、病号就地疏散,将妇女、小孩组织起来分散游击。部队分头行动时,在路口设了哨卡,分配许多人把哨,队伍经过,一看是妇女和小孩就拉住,不让跟部队走,叫参加游击支队就地打游击。我年龄小,个子也矮,经过路口时被把哨的人拉出来,不让走。我们电台的台长王子纲说:‘这是我们的报务员,你拉下他,我们怎么工作?’电台的人又把我拉了回来。“西路军原有八部电台,现在只有一部电台和中央保持联系,有两个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不需要我这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工作,我便跟着电台做公务工作,有时也帮个忙,打个杂。我们进到祁连山深处,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一个是气候太冷,一个是没有粮食。“有一天,我们电台的王子纲、徐明德和我商量回延安,徐明德是西路军侦听台的台长,为首长提供政治动态和军事动态,他知道的情况多。我们五六个人商量,想办法离开部队回延安,行军时,便磨蹭着掉到队伍后面,好离开队伍向延安走。我们的想法被领导上知道了,李先念政委过来问:‘你们怎么不走了?’我们台长说:‘背手摇马达的人在后面,还没有来,我们要等一等。’李政委没说什么就走了。他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看,见我们还没有走,便派身边的人来催:‘你们走吧!手摇马达没有来就不要了,你们还是走吧!’“我们想溜也溜不掉了,只好跟上队伍,跟着李政委走,终于,走出了祁连山。”(24)

    此前,参谋长李特曾受李先念的委托,也特意做了团结王子纲等同志跟左支队一起行动的工作。徐明德说:“一天晚上,李特找我们几个人谈话。我们燃起了一堆干牛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谈心里话。我们先说了西征中牺牲的战友,又讲了我们吃亏在哪些地方,接着又讲到祁连山中的苦和累。谈着谈着,我们几个同志忍不住激动起来。王子纲说:‘都失败了,多亏啊!还争什么呀?干脆走算了。”王子纲口出真言,接着我们几个都把心思说了个彻底。李特参谋长听了我们的意见,一边用枯枝拨火,一边望望我们,然后说:‘暂时失败有什么要紧呢?将来还要打开新局面的呀!列宁说过一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正确理解暂时的艰苦与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我劝大家还是安下心来,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几个都是搞电台的,你们离开了,我们就没有方向了,也了解不到敌情了,那时我们将寸步难行。大家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要走也一起走好。’我同意李特讲的观点,特别是列宁讲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科学论断,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上。

“李特谈话后,我们想离开的同志就不再提这个事了,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走出祁连山,我们电台随部队向安西方向运动。行军的第一天,王子纲、吕黎平等几个同志就同我商量:装成掉队的样子,掉在队伍后面,瞅机会向东走,回延安。行军到下午,我们几个人就有意无意地‘掉’了队。突然发现李先念政委和李天焕主任从我们后面上来了。李政委一见我,老远就打招呼:‘徐台长,走不动了?’我说:‘还能坚持。’李政委紧赶几步走上来,同我挨着肩膀边走边谈起来。他说:他是分工搞收容的。出祁连山后,左支队领导开会,研究了部队的思想,决定头三天行军由他负责收容,一方面断后,阻击可能出现的敌兵;一方面及时援助伤病员同志,帮助掉了队的赶上队伍。”

李先念叫徐明德骑上自己的马走,徐明德一再推让;他又让王子纲、吕黎平几个人骑自己的马走,大家也一再推让。李先念只好和大家一起走。大家都不再说什么。“这时,王子纲同志冒出了一句话:‘政委,你前面走吧,我们还要等几个后面的人哩。’‘后面还有人?’李政委下意识地向后望了望,思索着说:‘没得人了吧!我是从后面上来的呀!算了,后面的人有人收容,走吧,走吧!’李政委肯定知道了我们的心思。后来我们才知道,李特那次同我们谈心,就是他安排的。这次他亲自抓收容工作,也许正是怕有人‘掉队’啊!我们加快步子向前走去,李政委见后,高兴地拍了我们的肩膀,真诚地说:‘同志们,这阵子困苦是太大啦,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仗,我们打得不好,伤了、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我同大家一样,也哭了好几场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放牛娃,也不是一般的“丘八”,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共产党人啊!任何时候我们心中都要有希望才对啊!死,怕什么!负伤,算个啥!我们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李政委挥了挥手继续说:‘同志们,走吧,会有希望的,走吧,希望就在前头!”(25)

    由于李先念的“收容”和鼓励,王子纲、徐明德、吕黎平、胡正先等全都抵达新疆,返回延安,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磨练,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王子纲曾任邮电部党组书记、部长。徐明德曾任海军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吕黎平曾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胡正先在总参三部副部长任上离休。如果当初他们“掉队”离开了左支队,前途也将是凶多吉少,生命的轨迹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经验之五:西路军电台被俘将士对左支队的暗中帮助与农牧民及道士的支援

1.西路军电台被俘将士对左支队暗中帮助

1937年3月下旬,马步芳就得到报告:西路军余部一千余人脱离战场,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向西逃窜。他立即让人草拟电文:命令马步銮旅一个团从青海都兰向北追击;命令尚在甘肃张掖的马彪旅派骑兵一部星夜追击。

电文送到马步芳设在西宁的电台,却被扣压,没有发出!

因此,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里艰难跋涉40余天,始终没有遭到马家军的追击。

马步芳追问此事,都被部下搪塞过去。

直到40年后的“文革”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才调查清楚:原来是西路军电台的被俘人员扣押了这份事关左支队安危的电报!

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他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因技术精良,当时在无线电界享有盛名,几乎人人皆知。他参加红军后在西路军总部任工程师,1937310日前后,被敌马忠义部俘虏。敌骑五师师长马步青闻讯,立即让人把他押到武威,倍加优待,为自己电台服务。他用自己的威望和面子,救下了一些西路军被俘的电台工作人员,并因此扣押了马步芳追击左支队的电报。

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叫张之俊,也是当时无线电界的老人,早就与刘景炎相熟。刘景炎用武威的马步青电台与张之俊电报往来,一“听”如故。刘景炎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其中有“在被俘红军内有些无线电通讯人员,大都是我的学生,念彼此都是同行关系,恳求大力给以营救”等语。张之俊拿着电报与报务员熊维邦商量,觉得马步芳电台中真正能上机工作的人不多,如能从红军被俘人员中找到相关技术人员补充,工作会轻松些。于是,张之俊当场给马步芳写了一份呈签(报告)说:“我们电台日形扩大,所需人员缺乏,虽在继续培养,一时尚不能满足,在红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等等。马步芳知道电台的重要性,觉得张之俊的呈签言之有理,立即下令马家军从红军被俘人员中查找无线电技术人员,送回西宁。

1937年313日,康龙寺战斗之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以及工作人员黄子坤(现名黄良成)、冯国寿、陈祖任等,奉命带一部干电池电台冒充主力,有意暴露目标,向康龙寺东南方敌人侧背活动,吸引敌人后转,以便主力摆脱敌人追击。

这支冒充主力的别动队不到200人,在一位负伤的团政委的率领下,按预定目标行动。他们先在康龙寺东南的山林中藏了一天,又在附近的一个小羊场辗转徘徊了两天,人员走失了不少。

3月18日,这只越走越小的别动队,又向东南方向活动。马家军搜山的骑兵迎头拦住了他们。六名电台工作人员:刘俊英、刘玉庭、曾庆良、冯国寿、陈祖任、黄子坤一起被俘了。他们没有反抗,也没有来得及把电台埋掉或毁坏。这成了他们的终生遗憾。

其实,黄子坤等六名西路军电台被俘人员,不但始终保持了革命立场和气节,而且与马家军进行过各种斗争,暗中扣押电报,使左支队免遭马家军追击。他们自己通过各种努力,也最终回到了革命队伍。

    扣压马步芳命令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电报一事,马步芳电台的报务主任熊维邦记得最清楚,因为他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

1937年4月初,马步芳得知李先念率西路军左支队千余人,沿祁连山腹部西进,立即下令仍在河西前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派骑兵星夜追击。发布命令的电报译成密码并加写了“绝密”“十万火急”字样,送到报务主任熊维邦手中。熊维邦刚刚结婚,又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了给他代班的曾庆良,便自己逍遥去了。

四天之后,马步芳给电务处打电话询问:为何不见马彪的回电?电务处是领导电台的,和电台在一个大院内办公。其中校主任赵焕耀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一直问到熊维邦。熊维邦到机房查找,见那封密码电报仍原封不动放在桌子上,没有发出!

熊维邦立即找来曾庆良质问!曾庆良谎称天气不好,机子里干扰大,几次都没能发出去。他态度自然,似乎一点也没有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熊维邦吓得脸色苍白,急忙找台长张之俊等汇报商议去了。此后,熊维邦为了自身安全找借口调到了同德县,对曾庆良等六名红军再也不让他们进机房了。

没料,因当时“剿灭”西路军的战役已全胜在握,马步芳竟没有再追查。

这就是马步芳部没能及时追击西路军左支队的重要原因。左支队能够安全走出祁连山,曾庆良等六名被俘红军是有大功的。对此,还没有人提到过。

因为,直到“文革”中反复审查被打倒的通讯兵学院院长曾庆良时,叫熊维邦和曾庆良当面对质,才基本查清此事。1985311日,青海省民政厅的张赞庭、张满定、陶洪台三位工作人员又彻底调查核实了此事。

被俘红军扣押马步芳追击左支队的电报一事总算查清了,却耗费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几乎是一个人的一生。其间、有多少风风雨雨和命运的打击落在与之有牵连的人身上啊!

那么,曾庆良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呢?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已成必然之势。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马步青部的西路军战俘“东调”,补充国民党部队,以备抗日。曾庆良等因不能“教化”,也在“东调”名单内。离开西宁前,张之俊把曾庆良被俘的红军妻子从西宁中山医院调来,对曾庆良说:“患难夫妻,前世有缘啊。南京当局要你们,你们就一起走吧!等好了可别忘了我们。”

分别时,张之俊给曾庆良等五人每人20块大洋,给老相识刘玉庭50块,作补贴路费用。六名红军当场说了些感谢的话,但离开西宁时,竟无人表示丝毫的留恋之情。这使张之俊大惑不解,难道对他们还不够好吗?

更使张之俊不解的还在后面。本来说将曾庆良他们押送东去补充国民党部队的,他们却途中从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逃回了援西军。不久,刘玉庭从延安给张之俊写来一封信,信上无非是“在西宁承蒙关照,盛情难忘。我们已入抗大学习,后会有期”等语,并无其他内容。张之俊把信拿给已调回西宁的熊维邦看后,无限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知怎么教育的人。照理说,曾庆良他们在红军中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被俘到西宁后我们待他们不错,生活也肯定比在红军中好得多。可临走时他们无一点留恋的表情,最后还是逃回到延安去了。咳!”(26)

    张之俊和熊维邦他们不明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并不是所有的好人、善良人所能理解的。

2.诺尔布藏木带路、郭道士献粮油、 向玉亭舍家救红军

   (1)诺尔布藏带路。

    考克塞是肃北县盐池湾部落在祁连山最深处的一个牧民点,左支队到此之前一直找不到向导。左支队靠指南针先是翻越祁连山分水岭到达山南的无人区(现在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获得了一些野生动物及喇嘛庙的粮食衣物,然后又向西北方向翻越分水岭,来到先进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德考克塞。大部分牧民都躲进了深山峡谷,只剩下三户贫苦牧民:诺尔布藏木、艾仁青和诺尔布特。身负探路任务的黄火青带领几名战士,来到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想请他给左支队带路,还想通过他购买牧民的羊。诺尔布藏木当即答应了红军的要求,和几户牧民一起给红军宰羊近三百只,煮肉、熬汤,供饥寒交迫的左支队指战员饱餐了一顿。休整两天后,矮胖敦实的诺尔布藏木引领左支队出发,沿疏勒河支流查干布尔嘎斯,跨过了野马河谷,又从野马河翻过大龚岔达坂,远处出现一片广袤的大草滩,石包城遥遥在望,那里有十来户牧民,有几座低矮的黄泥小屋。(27)

    左支队出龚岔山口,原来准备去敦煌,因太远,有四站;距安西只有两站半,较近,为争取先机,改去安西,经安西进新疆;请共产国际派人到星星峡援接。

请看416日左支队工委给刘伯承、张浩并转军委的电报:

(一) 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

(二) 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

(三) 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

    (四 )特急!请即复昨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电报!(28)

    左支队在石包城至少休整了两三天,时间是418日到20日。

那么,如何理解左支队工委16日电报中说的“我们今十六日到达石包城”呢?为此,我曾在1985年秋专门到石包城考察过,也曾与安西(今瓜洲)县党史办的同志讨论过。

从石包城能遥遥望见龚岔山口,我曾想前去龚岔山口考察,被当地的同志阻拦了。理由是:看山跑死马,虽然从石包城能看到龚岔山口,但要要真正抵达须不少时间。因此,416日是左支队走出公岔山口望见石包城的时间。而不是抵达时间。

    左支队在石包城至少休整了两三天。为此,我曾采访过李特的马夫赵明强。他在红柳园战斗中被俘,流落安西,至今仍健在。他说,他和两名战士在石包城分到了一只小羊,因体力不支让小羊跑掉了,还为此哭了一鼻子。买羊、分羊、宰杀、煮熟,都需要时间,至少要两天。赵明强则说在石包城休整了三天。(29)

现在公认左支队抵达蘑菇台子的时间是422日。从石包城到蘑菇台子需一天行程。因此,在石包成休整的时间应是18-20日。

左支队在石包城吃的牛羊肉和盐巴,大都是诺尔布藏木帮助购买的。几天的带路行军,诺尔布藏木从红军指战员的言谈和行动中感受到,这是一支“从太平世界来的队伍”,是真正为穷苦百姓的。他找到石包城的商贾和牧民们解释:“不要害怕,他们是好人!”动员他们把粮食、牛羊和盐巴卖给红军。

4月20日,毛泽东、朱德电示左支队工委:

   “远方(指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赴远方求学问题,已经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尽可能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30)

 毛、朱的这一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决定左支队进入新疆赴苏联学习,二是目前必须到达星星峡;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要久停,迅速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这一指示非常及时正确,很可能左支队是在收到此电后迅速从石包城出发,向安西境内的蘑菇台子前进的。

4月22日,左支队在诺尔布藏木的引领下,经过上水峡口、横巴浪沟、翻越楼楼山,过上下路口湾,沿着榆林河,来到了蘑菇台子。主持道士郭元亨和徒弟二人在蘑菇台子道观中居住。

蘑菇台子离安西县城约150华里,有道路相通,间有村庄,不再需要诺尔布藏木带路。黄火青拿出三个银元宝和三两五钱黄金作为部队在考克塞食用羊只和盐巴的价款,付给诺尔布藏木,向他表示谢意说:“谢谢您!一连九天我们没有出事,全是那你的功劳啊!”临别,又赠送他一支步枪和一匹马作为带路的酬谢,并给了他返回途中的口粮,再三叮嘱他:“您千万不要沿原路回去!免得碰上后面追来的马家队伍。”经过几天绕道跋涉,诺尔布藏木回到了考克塞,对家人和乡亲们谈了他在红军队伍中的见闻和受到的礼遇,考克塞的牧民们才知道红军和马家队伍是根本不同的。他们认为帮助红军是他们一生中做的最大善事。

    1986912日,曾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给中共酒泉地位党史办来信说:“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过了茶可达坂(读音),我们曾把一位蒙古族同胞的两三百只羊吃掉了。这个蒙古族老乡还给我军带路,一直带到安西县境内。两年前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诺尔布藏木,又名龙的格,居住在祁连山疏勒河上游过游牧生活。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希望照顾他的家属,帮助他解决困难。”(31)

(2)郭道士蘑菇台子献粮油。

最先到达蘑菇台子的是周纯麟任教导员的2683营。他们多数坐地休息,只让一位连长带两名战士找到惶恐不安的主持道士郭元亨,说明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行军路过,请道长放心。

   上午10时许,程世才他们带领大部队赶到,依旧坐在空地上休息,秋毫无犯。郭元亨看了很感动,表示愿意奉献粮油、盐巴、牲畜,以解红军燃眉之急。他几乎倾其所有,支援了左支队小麦二石四斗、黄米六斗、面粉二百余斤、胡麻油三十斤、硝盐四口袋、羊二十只、牛二头、骡子一头、马一匹。程世才在给部队讲话时说:“这老道很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离开蘑菇台子时,程世才给郭元亨一张签有自己姓名的收物清单,并代表部队向郭元亨深表谢意,说:“将来不管我在不在,只要有这张条子,是一定能找到革命队伍的,那时大家都会帮助你的!”郭元亨一直把红军送出卡房子山,才与程世才等红军指战员们依依惜别。(32

全国过解放后,郭元亨把连于右任也不给的稀世珍宝象牙佛,无私地献给了国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1961128日,装甲兵政治部和时任装甲兵副司令的程世才分别给中共安西县委和郭元亨写信,确认和感谢郭元亨当年对红军的无私援助。安西县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了郭元亨的生活和工作,先后让他担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榆林窟(万佛峡)文物管理委员,安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33)

1985年秋,笔者在安西县考察采访时,曾有幸在安西县档案馆亲眼看到过程世才和装甲兵政治部的上述来信,和象牙佛的仿制件,多年来一直不能忘怀。

(3)向玉亭舍家救红军。

也有为援助西路军左支队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没有得到回报的。当年住在安西县踏实乡的向玉亭就是一个。向玉亭当年常常赶着羊群在石包城一带放牧,跟那里的蒙汉牧民成了朋友。左支队离开石包城后,向玉亭受一位姓杨的朋友所托,引领几个掉队的红军到蘑菇台子追赶部队。道长郭元亨援助红军的义举感动了他。423日,按照左支队的要求,他带路向桥子、踏实方向前进。途中遭遇沙尘暴,黑风狂卷着沙尘,遮天蔽日,犹如山崩海啸,左支队指战员相互牵拉着与黑风搏斗,艰难前行。向玉亭第一次见到这么吃苦拼命的部队,十分感动,决心帮红军渡过难关。

左支队到达向玉亭的家乡踏实后,他杀羊熬汤给红军喝,并积极帮助红军从各家买了四石米、七石小麦,磨面炒熟,以备红军应急吃用。见红军很多人没穿鞋,用绳子把毡片绑在脚上,有的已经冻伤溃烂,向玉亭用自家的两只绵羊和不多的粮食,换来新旧布鞋一百多双,送给红军。乡亲们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向玉亭的带动下,匀出自家的被褥,将家中住不下的红军安排住在财神庙和老爷庙。每户农家都给红军筹备了行军用的炒面,还捐出咸盐、风干肉、干菜,尽力帮助红军解决继续西进的干粮和物资。

左支队继续西进时,请向玉亭带信转交掉队的红军追赶部队。因此,向玉亭后来又救助了几名掉队的红军。马家军得知向玉亭救助红军的事情后,将他抓捕,严刑拷打和折磨,关进监牢。在家人和亲朋的帮助下,向玉亭买通看守,逃进祁连山,隐姓埋名挖了三年金子,流落到敦煌农村。

    向玉亭救助红军的义举,一直被家乡人民所敬仰和传送。中共酒泉市委党史办有良心,有党性,将向玉亭当年救助西路军左支队的事迹,郑重写进了《中国共产党酒泉历史》。(34

   

【作者简介董汉河(1945-),山东淄博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本文全文刊登在《甘肃理论学刊》2016年第3期,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甘肃理论学刊》杂志,微信号gsllxk
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甘肃理论学刊》杂志原创文章



Copyright © 全国鼻炎治疗交流组@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