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布鲁诺•瓦尔特:相遇马勒(王崇刚译)

黄灿然小站2018-06-18 14:49:24

歌剧《费德里奥》中,莱奥诺拉大声喊道:“是的,此乃天意!”当命运仁慈地奉送给我,一份汉堡城市剧院总裁博里尼签发的合同时,我对自己也说了这样的话。这份合同让我有幸与古斯塔夫•马勒共事,彻底影响了我的事业发展,乃至整个生活。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但在当地人看来,它是排名第一位的。这是大城市间一种竞争,它们彼此看低对方。柏林人认为,这个海滨大城市很乏味,而汉堡人则将首都视为暴发户。不管怎样,汉堡作为一座城,拥有比柏林更难以言状的品格。历史选择了这片毗邻阿尔斯特内湖与外湖的辉煌之地,少女堤(汉堡购物中心)熙攘的交通,巨型的港口,乱纷纷的圣保利海员娱乐中心,美丽的易北河布兰肯赛度假胜地,以及很多其它景观,都蛮有特色。所有这些体现了一座汉萨同盟城市(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面向大海,同时又像大多数的德国城市那样,深受内陆影响。


更重要一点,汉堡不仅是座城,还是一个邦国,拥有与其它德意志邦国比肩的重要价值。相对于牛气冲天却人缘不济的普鲁士,汉堡人因其自尊和举止高贵而闻名。城市官方对艺术教化非常重视,他们意识到汉堡作为文化中心的价值。汉堡当时被称作剧院城市,剧院及其艺术家享受着的诚挚的尊崇。歌剧和话剧,在城市剧院和其它场所上演,成为汉堡人关切的焦点,很多人都在津津有味地讨论。

城市剧院管理层同样负责阿尔托纳剧院的歌剧和话剧演出。这是临近小城阿尔托纳的一座用煤气灯照明的旧式剧院,就在通往圣保利的路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儿指挥利昂卡瓦罗的《小丑》,理由有二:首先,我指挥得很卖力,我的手指多次被指挥桌边滚烫的汽灯烟筒灼伤;第二,每当我面向第二小提琴,总看到右边第一排有一个女人在织袜子。她无视我的指挥,时不时会越过栏杆,用讨好的口气问我,是不是演出快结束了。恐怕她对歌剧指挥的重要性不够重视。总之,阿尔托纳人对艺术努力的回应,需要我们拿出相当多的幽默感才行。

汉堡当地,情况大不相同。每当有好演出——这是常有的事——保证客满。所有文化活动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传统与现实影响。汉斯•彪罗成为汉堡交响音乐会的指挥,古斯塔夫•马勒——先前的布达佩斯皇家剧院指挥——成为汉堡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让这里的人倍感骄傲。汉堡对戏剧的兴趣,可以追溯到莱辛著名的《汉堡剧评》。相比于莱茵河畔宁静晴朗的科隆,在北德雨雾交加的,被称为“汉堡气象”的阴沉天空下,歌剧的地位更加显要。

其实,汉堡剧院的重要性,柏林人也欣然认可。首都的报社派遣其首席评论员,赴汉堡撰写重要首演的评论,已成为惯例。我期盼汉堡的工作合同,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但我渴望的焦点是古斯塔夫•马勒,就是其妙趣横生的交响曲,被评论家轻蔑对待的那位作曲家。我将他想象成新的柏辽兹。一想到想象力如此丰富的音乐诗人,是我即将工作的这家歌剧院的指挥,就让人感到激动。我怀着敬畏心情,期待见到这位重要的创作天才。

到达汉堡后,我的第一印象有些出乎意料。这座商业大城市火车站四周,是一篇寻常甚至有些冷清的区域,。我走出火车站,鬼火小精灵在我眼前飞舞,绚丽地照亮夜空。汉堡的电车,似乎在用流动的焰火,欢迎我的到来——汉堡是德国第一个开通有轨电车的城市。这快乐闪烁的精灵,伴随我初次漫步在汉堡宽阔的街道,走过位于火车站的大桥,徜徉在漂亮的内阿尔斯特湖畔。在少女堤的比伯画室橱窗内,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张头像一看就是一位音乐家的,所以吸引了我。我很快意识到上面画的就是马勒。只有巨人交响曲的作者才会有这样的形象。他真实的外貌证实了我的判断力。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博里尼的办公室,拜见我的新老板。在那里看到的第一人就是马勒,一个瘦瘦的,正为琐事烦恼的,个子不高的人。他有高高的前额,长长的黑发,高度敏锐的眼睛,带着眼镜,嘴巴尤显高贵。博利尼把我们介绍对方,然后是一段简短的谈话。这段谈话,马勒的妹妹常常笑着向我复述。

“这么说,你就是新来的排练辅导喽,”马勒对我说。“你钢琴弹得好吗?”

“很好,”我据实回答,在伟人面前,故作谦虚似乎是不合适的。

“你视奏很在行嘛?”马勒问。

“哦,是的,什么都行。”我又如实禀报。

“歌剧的常规剧目,你都熟悉吗?”

“我都很熟悉,”我做出了一万分的保证。

马勒大笑一声,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最后说了句:“好吧,听起来很了不起嘛。”

我很快得到机会,证明自己并非言过其实。在那个演出季排演的第一部新歌剧,洪佩尔丁克的《汉塞尔与葛莱泰尔》例行排练中,马勒站在舞台上,我看出他感到钢琴伴奏很不给力,内心渴望去填补这个缺憾。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因为突然间,马勒的目光落到我身上,他说:“你跟我说过,能视谱演奏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信心,演奏你不了解的歌剧?”我说可以,马勒挥手让那位伴奏离开,我高兴地坐在钢琴前,这个位置我在所有的马勒排练中都不愿放弃。

之后不久,我被询问能否胜任指挥合唱队,前任的合唱指挥达不到马勒要求。我尽管以前从未做过合唱工作,还是接受了。这样,一天早上,18岁的我坐在合唱大厅的钢琴前,负责起《罗恩格林》的合唱排练。后来马勒告诉我,博里尼寻找合唱队负责人时,我是如何被推选的。马勒对博里尼说:“他有很多经验。”关于这点,马勒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剧院,才华经常被认为是阅历。我随后的观察证实了这一看法。

马勒的表演和排练方式,深深影响了我的工作态度。我不再孤芳自赏,开始懂得,除去那些对我来说特容易的东西,我应该追求更深的造诣。很难让歌手既拥有乐器一般的精确度,又让戏剧表现力得到充分体现。热烈情感的抒发,容易出现延迟或者加速,从而忽视八分音符旁的附点。另一方面,精确,冷漠地阻塞了表达路径。对于像我这样,经常为了激情而忽视精确的小伙子来说,有很多东西要学。马勒的努力目标,是将音乐和多重风格的戏剧,恰如其分地关联在一起。这个话题,我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很快开始占据我的思维,它成为我排练中一项实际任务。马勒给歌手下达的专横且富于想象的命令,还有他对作品的深刻领悟,使其钢琴排练成为我的难忘教诲。

乐队排练中,他专制的个性,用极度的恐吓和热切的启迪裹挟着每位乐手。这些经历,让我依稀尚存的所有自满感觉都彻底终结。每天站在一个要求自己和别人都发挥出极限的人面前,是件很好的事。我完全被迷人的场面所吸引,感觉自己的灵魂被一股燎原之火点燃。尽管我还年轻,却拥有一个老对手,那就是平庸浅薄。现在我不再惧怕它。有一个人,平庸浅薄对他无能为力,他无时无刻不在完善自己,在工作和重要原则方面,从不放松。与马勒17年的友谊,我总看到他屹立在制高点。

博里尼,城市剧院的负责人,专横的老板,编织起让人惊讶的演员阵容。古斯塔夫•马勒是才华横溢的首席指挥;奥托•洛泽,一位有天赋的副指挥,还有许多相当有实力的音乐家担任其他工作。歌唱家中的佼佼者有凯塔琳娜•克拉夫斯基,她是声音壮丽,格调庄重的莱奥诺拉,伊索尔德,和布伦希尔德;多才多艺的非常有才华的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以及强有力的捷克男低音威尔海姆•赫斯。这里有相当多表演出色的歌唱家。马勒指挥的单场演出,我已经没有太多记忆了,但我知道,汉堡歌剧院在他指导下走向繁荣兴旺。

马勒书房墙壁上,挂着一个花环绶带——我相信,这是他保留的唯一纪念品——上面写着:“献给汉堡歌剧院的皮格马利翁——汉斯•封•彪罗。”(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曾用神奇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女像,并爱上了她——译者注)彪罗献给马勒的象征性颂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给两个人授予了荣誉:马勒被美妙地比作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以生机的人;彪罗给予他人如此巧妙的热心致敬,彰显了他艺术家的高尚情怀。马勒坚定艺术信念中的巨大能量,扫除了剧院的陈腐与疲态,引领新歌剧时代到来。这个时代以热情活跃的表演和音乐的纯净为标志,给彪罗晚年的苦痛带来一丝慰藉。这一点,被旁人为我描述的一个奇特场景所证实。

一次,彪罗在汉堡指挥音乐会,刚走上指挥台,看到马勒在音乐厅前排就坐,他顾不上感谢观众的喝彩,匆忙下台阶,朝马勒走来,把指挥棒交给他,彬彬有礼地邀请马勒代替自己指挥。当马勒为难地拒绝后,彪罗才再次走上去,指挥起音乐会。尽管两人这次只是偶然碰面,但他们的深厚友谊,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在音乐厅里得到印证,即使在彪罗死后还在显现。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应该属于最有力度的交响作品,是马勒在彪罗葬礼印象的感召下,构想出来的。

在汉堡,有一个人分享不到马勒指导下精彩歌剧演出唤起的巨大狂热,那就是马勒本人。舞台导演让他大伤脑筋,这个人既不喜欢歌手的表演天分,也不崇尚马勒音乐修养所提供的戏剧真实。对舞台总导演B的个人缺陷与荒谬,马勒用尽各种方式进行抱怨,从诙谐地摇头,到绝望的急性爆发。B导演建设性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心作梗式的合作,令马勒叫苦不迭。B是个高个子壮汉,与前面提到的,他的科隆同行O导演,同属一个艺术行当。尽管B,更有礼貌,更和蔼一些,我很幸运,没有引起他的敌视。但他对马勒非常不友好,马勒在艺术上和管理问题上的强烈需求,他用自己的懒惰和固执,进行实质性的阻挠。他们之间没有爆发公开冲突,只是因为B导演懒得去争。

在一定程度上,他笨重的相貌,恰似一种强硬的回绝。B导演排练合唱场景的方式,也值得说一说。他先给四位声部首席,指定其舞台位置。做完这个事情,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他总要额外增加几条整体性的指令。比如,他建议汉堡的中年妇女在《卡门》第一幕中要表演调情,好像她们是活泼的西班牙少女;要么,他会在《汤豪舍》第二幕中让那些杰出人士,用王公贵族儒雅之态,大步走过沃特堡大厅。他不在乎浪费自己的时间进行解释,总是喊着:“活泼一点,大家伙儿,活泼一点!”,接着命令合唱队:“动作要整齐”。

于是合唱队做着同一动作,男人和女人注视着正在表演的独唱演员,很快陷入没精打采的样子,直到B导演咬住手指吹起口哨,再度警醒大家。B导演成功地将咬手指发展成一门真正的艺术,即使在演出中,他也试图从侧幕位置,给合唱团员挥手,为合唱场景注入活力,“让这些人注意力集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霍赫贝格的《狼人》最后一幕,合唱队的几位女歌手,需要庄严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棕榈叶,身后背着天使翅膀。她们整齐划一地向空中挥动棕榈叶,只因B导演突如其来的一声口哨,让此场景韵味全无。很容易想象,这类玩笑式的行为,对马勒和我意味着什么。它们令人难以忍受,最终导致马勒对其深恶痛绝。

我的能力很快获得了博里尼的信任。作为排练辅导和合唱指挥,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马勒对我的认可,或许也令博里尼印象深刻。我顶替一位突然生病的指挥,帮助剧院走出尴尬境地之后——我记得是一场《乡村骑士》演出——他逐渐开始信任我,让我指挥一部又一部歌剧。起先,大多数是洛尔青《沙皇与木匠》,《乌亭》,和《两个投弹兵》,和弗洛托的《玛塔》一类的轻歌剧。

博里尼希望用我的年轻朝气,来革除老指挥们的陈腐陋习。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特别是洛尔青的歌剧,拥有快乐的幽默、美妙的乐思,以及活泼的表演。接下来是威尔第的《游吟诗人》。从美声角度而言,我的曼里科不太符合我的要求,但他在结尾段落难以置信的高音C,总能获得满堂彩。这位演员名叫海因里希•宾耶(Heinrich Betel),汉堡当地人。

有一天,他从自驾的出租马车上爬下来,让博里尼听他的嗓音。聪明的经理通过亚当的歌剧《隆瑞莫的驿车夫》,把他引荐给观众,这位男高音从此声誉鹊起。他精彩的高音赢得了观众喝彩,同时他熟练地挥动马鞭,获得了聚集在旁听席的,他先前的马车夫同行们雷鸣般的喝彩。

宾耶是一个和善的聪明人,对学习非常渴望。他不仅舞台风格自然得体,而且拥有扮演时髦年轻人的天分。我很高兴地记得一场斯美塔那《被出卖的新嫁娘》的表演,在马勒指挥下,他在剧中完全将自己与角色融为一体。我与欧内斯廷•舒曼-海因克(Ernestine Schumann-Heink 1861–1936 奥地利歌唱家)有很多艺术方面的接触。她演唱阿祖切纳(《游吟诗人》),卡门,安奈瑞斯(《阿依达》),乌尔丽卡(《假面舞会》),以及其它角色,都是我指挥的。但我们从未建立密切关系。她固执的个性和不寻常的天赋,使得她不喜欢像我这样的年轻音乐家。

在汉堡工作的第一年,我从艺术家的职业交流中,获得了成长体验。其结果让我恍然大悟,除了让音乐悦耳动听,指挥家最大的疑难,是人的问题。指挥家自己不出声,而是依靠他人。对于这些人,他必须用手势,用语言,用他的人格力量来引导。所产生的效果,取决于他对待人的能力。

这一点也说明,与生俱来的天赋,也就是张扬自己个性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它要靠不断努力,靠每天的经验积累,才能得到培植。不管其音乐天分,能力,学识如何,如果这个人生来就没有权威,缺乏起码的人格魅力,就无法获得成为指挥家的坚实基础。他在钢琴上或者小提琴上,凭借娴熟技巧,就可以自我表现,但他永远不会成功地组合起一支乐队或者歌剧团队,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件乐器。与一个能力稍差,却拥有管理天赋的音乐家相比,他指挥出的效果会更加冷漠,更微不足道。

一想到这个话题,就让我焦虑不安。由于非常个人的原因,它一直扰乱着我。但最终我明白了,年轻人很难在行动中具备那些人格魅力。无论如何,现在我还人微言轻。我渐渐意识到,那些因我年轻而责备我的人,是有道理的。而且,在汉堡,歌剧院领衔指挥的力量和影响力,被一位天生有管理才能的人的所行使。他甚至有专横倾向,令所有人心生敬畏。

因此,歌唱家和乐手更愿意避开这位恐怖之人令人生畏的管理,在一位完全平和的年轻人那里,寻找轻松安逸。我能理解这一点,所以努力用恰当的而且符合我性格的心理手段,去感化那些艺术家。在此期间,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对于我的个性,他们至少给予了安慰性的接纳。以前我对此没有太多注意,现在越来越感到自己有教化他人的天赋。

马勒的行为对我的影响,既刺激,间或又有些压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天马勒的妹妹贾斯丁向我吐露,她哥哥在听过我指挥的《阿依达》后,对她说:“哎呀,这个小伙子是个天生的指挥家”时,我是多么欢欣鼓舞。

我获得了相当多的指挥经验,并形成一条原则,只要有同事身体不适而需要我接替,我一定会答应。回顾起来,友爱精神导致不少同事一有轻微发烧就请病假,以便使我更多机会去证明我的多才多艺。。我总是迅速为一项工作做好准备,能轻松驾驭自己的任务。我回忆起这样的一件事,它让我非常高兴,也是我被破格提拔的原因。幸运的是,它不是缘于某个人生病。

一场《齐格弗里德》的舞台排练,乐队已经安排好了,马勒却没到场。大家都在等,博里尼最终焦急地转向我,问我是否有信心来指挥这场排练。我当然很自信,一分钟之后,我多年积聚在心的崇高愿望——指挥瓦格纳——终于实现了。那是第三幕的暴风雨般的开头,智慧女神埃尔达醒来,我幸运地召唤出了歌手神秘真切的嗓音。我的好运在持续,一直排练到流浪者和齐格弗里德在一起的场景,直至“穿过火焰”。马勒因为记错时间,晚来了一个半小时,他没有马上替换我,而是心平气和地向博里尼建议,让我继续指挥。

当我的音乐才能得到反复印证,并多次在指挥台上展示出驾轻就熟后,分派给我的指挥业务开始增加,渐渐与我的合唱指导工作发生冲突。但如果卡特琳娜•克拉夫斯基(Katharina Klafsky 1855–1896 匈牙利女高音)和他丈夫,指挥家奥托•洛泽(Otto Lohse 1859 -1925德国指挥家、作曲家),不在1895年春天终止合同,远赴美国的话,我在汉堡工作的第二年,就不得不继续兼任后者。

洛泽夫妇的离去,让剧院的人们经历了艺术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落,我记得博里尼因过度刺激得了重病。痊愈后,他要我去见他,告诉我,无论从工作,还是从个人角度而言,他对我都非常信任。尽管我还年轻,他依然问我能否接任罗泽的岗位。我欣然接受。

这样,在1895年秋天,我成为汉堡城市剧院的常任指挥。在寻找杰出的克拉夫斯基替代者过程中,博里尼再次证明了他天才经理人的精明。他聘用了一位新手,安娜•米尔登伯格(Anna von Mildenburg 1872 –1947),来自奥地利克拉根福的年轻女孩儿。博里尼在维也纳听过她的演唱。当时她还是个学生,后来成为德国歌剧舞台伟大的悲剧演员。

若说我的破格提拔深深影响了我,有些言过其实。担任常任指挥能给予我更多的权威,排练和指挥的机会大大增加,这让我很高兴。脱开了合唱指导与排练辅导的重担,我感到轻松。尽管我心甘情愿继续辅佐马勒,但我瞄向了更高目标,不仅仅是职位晋升。我希望收获洞察力与学识,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

除了与马勒的合作,上帝还能怎样眷顾我呢?这对我的音乐成长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我享受着为马勒这样,具有强大音乐天赋与个性的大师服务的机遇,并就职于一所红火兴旺的艺术机构,不用像科隆时那样,在自己不认可的,才能平庸的指挥手下工作。在这座殿堂里,艺术成就的阻碍,好逸恶劳与夸夸其谈,都无法站稳脚跟。

除了音乐方面的成长,我还获得了很多。第一次在剧院办公室见面后不久,马勒就邀请我去他的家。在那儿,他和两个妹妹一起住。我经常与他去散步。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就像他本人那样,好像百科全书。我完全能感受到比我年长16岁的马勒,在艺术上和精神上的优势,我也同样深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深刻理解他恶魔般的个性。我还没来得及对他的作品进行最初的咀嚼,就开始向他发问。

而他,坐在钢琴前,为我介绍他的第一交响曲,他年轻时代的冲动之作,葬礼进行曲的美妙构想,还有暴风雨式的最后乐章。在其第二交响曲总谱最后的润色阶段,他就为我演奏过这部作品。马勒给我展示《悲叹之歌》,在钢琴和管弦乐伴奏下为我演唱。那时,这些作品还放在他的书桌上,秘不示人。当我在他的指导下,漫步在这片新天地,感受这位伟人灵魂引起的震撼,因世界的悲哀和对上帝的渴望而走向其深邃,我该如何描述自己内心的波澜?

“谁是对的,阿廖沙还是伊万?”艾玛,马勒的妹妹,在我去他家时这样问我。看到我面呈惊讶,她解释说,她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卓夫兄弟》中“兄弟结交”的章节。马勒痴迷这个话题难以自拔,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曾跟我谈起过。伊万和阿廖沙的谈话,生动揭示了一种境况,它与马勒内心的伤感相似,与他因世间磨难而产生的痛苦相似,与他追求的欣悦升华相似。

从本质上讲,所有马勒的思维、谈话、阅读和创作,都与从何处来、到哪里去、目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相关。他拥有内心宁静的时刻,喜欢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 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意气风发的剧作《十字划押的人》中,修路工汉斯的妙语:“没有什么会发生在你身上。”马勒的内心世界如暴风雨一般,经常让人捉摸不透。高兴时,他像孩子一样笑,霎时,他会没来由地表现出内心的惊厥,激烈发作,极其痛苦。

马勒引导我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陀的作品迅速占据了我的心。他还唤醒了我对尼采的兴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时让他手不释卷。马勒注意到我对哲学的爱好,在1894年将叔本华的书作为圣诞礼物送我,从此为我打开了一个让我终身受益的世界。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让马勒感到高兴。在与我的谈话中,他关于物理学理论的丰富想象,让我的思维更自由地驰骋。

比如,他用太阳的斥力取代地球的引力,并坚持认为,他的理论比牛顿万有引力学说更实用。他还用趋向和反趋向理论去解释原子能,让原子学说栩栩如生。尽管自然王国每个细节都与他心心相印,他的兴趣点主要在赋予哲学以新思维的,那些自然历史现象。他的那些专业从事自然科学的朋友,因他提出的极其敏锐的问题而倍感窘迫。与他经常见面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对我说,马勒对物理终极理论的悟性,及其结论与质疑的缜密逻辑,都难以言表。

然而,在我看来,马勒沉溺于物理学,与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心理物理学、实验美学的创始人)对植物精神生活(soul-life of plants)的哲学思考,以及“天使的比较解剖学”( The Comparative Anatomy of the Angels)相比,绝非是艺术家的臆想,它更具科学意义。很遗憾,马勒从来不认识费希纳。《阿维斯陀经》(波斯古经)的作者,肯定会成为他的朋友。

在这里,让我提一下马勒建议读的一本书,就是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875,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的《唯物论史》,一本关于人类思维能力的经典著作。它对于所有与我思维类似的倾向,都给出了明确的结语。

在马勒家里,除了灵魂的忏悔、哲学和音乐之外,还有其它东西,有很多快活事。正是马勒兄妹言谈中的那种奥地利风格,触发了我心灵的共鸣。那些维也纳糕点,可口糖果,还有他的超级大厨埃尔斯在餐桌上展示的无穷变化,其诱人魅力太让人难忘了!马勒非常喜欢奥地利菜肴。他最喜欢的玩笑,是声称谁若不喜欢某道菜,就肯定是傻子,然后再去问他的客人是不是喜欢这道菜。

马勒具备幽默天赋,喜欢其他人说俏皮话。但他厌恶当着他的面讲笑话。诉说者尽管懊丧,但马勒在这个时候,总是不动声色。我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演奏舒伯特,莫扎特,舒曼,德沃夏克和其他作曲家的二重奏。有时候,马勒会为舒伯特的进行曲或者舞曲,用维也纳方言配上歌词。音乐与这些歌词非常合拍,好像原本就是为它们谱写的。

我在汉堡的第一年飞逝而去。夏天来了,我返回柏林。作曲,阅读占去了一部分假日时光,一俟季节允许,我就热切地去实现自己一直向往的,登上永久积雪山峰的愿望。

我前往蒂罗尔(阿尔卑斯山区)。我还能回忆起让人兴奋的马拉邮车上的13小时旅行,走过尘土飞扬的奥地利公路,穿过酷热的温施高(Vintschgau 意大利境内),走上索尔达的雪峰。我们晚上到达目的地。一位很好的提洛尔向导,为我介绍爬山入门知识,我展示了测量山体高度和攀登冰山的特殊才能。在黑夜里,我们离开宿营小屋,点着灯笼一路穿过冰碛,看到照耀周围山峰的第一缕阳光,踏着刚刚飘落的雪花,艰难地攀登,最终到达风光无限人迹罕至的顶峰,所有这一切是多么让人难忘啊!

当我忧心忡忡地问向导,在一个上坡相当困难的地方,我们如何再下来,他笑着用浓重的提洛尔口音回答我:“这里没有魔鬼帮你上去,但是所有的圣徒都会帮你下来”。我一向认为,山地旅行最美妙的时刻,是当你在山上感觉孤独时,山谷退出了视线,地面上熟悉的树木以及放牧的羊群都不见了,你看到冰碛的风景和皑皑白雪,风吹过来,孤寂之感重重地触摸到你的心灵,好像来自神秘世界的一声问候。

我精神焕发地回到汉堡,这里有一大堆新任务等待着我。博里尼安排我指挥《阿依达》和《汤豪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自由射手》和《魔鬼兄弟》(Auber作曲)。阿依达和伊丽莎白,由米尔登伯格演唱。我很高兴地记得,后来曾与这位聪明的女子排练伊索尔德,她的进步很快。

1895年底,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音乐大事,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第一次全曲演出,地点在柏林。这件事必须在此有所记载。马勒已经厌倦了身为作曲家,却“像南极点那样不被发现”的状态。他决定自费征用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他的第二交响曲。演出前,这部新颖艰深的作品,耗费了相当多的排练时间。马勒还成功地得到了柏林歌唱学院合唱队的协助。12月13日,这部关于人的命运与信心的悲剧交响曲,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

尽管有难以忍受的偏头痛的袭击,马勒指挥这部交响曲依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自己深深被震撼,观众和表演者都显出狂喜之情,让我永生难忘。尽管有一些敌对的恶意评论,但不乏热情的褒奖,以及深刻有见地的领悟。最隆重的报道,来自《福斯日报》音乐评论家马克斯•马斯卓克(Max Marschalk)。他是格哈特•霍普斯曼(Gerhart Hauptmann)的戏剧《翰奈尔升天》(Hanneles Himmelfahr)迷人的伴奏音乐的作者,我在汉堡的第一年,很喜欢指挥它。多年来,马斯卓克在报章上支持马勒的事业。有段时间,他也曾疏远马勒,我记得那是缘于马勒第五交响曲。但他在马勒死后,通过《大地之歌》,又回归到马勒道路之上。

在一次拜访马勒的过程中,我与这个真诚和蔼之人相识,从此,我俩意气相投。这一友情,没有因他很多年的“变节”蒙上阴影,他“回归”之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后来在柏林开了家出版公司,推出了我在1890年代后期创作的一系列钢琴伴奏歌曲,让我非常欣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在瑞士恩加丁的锡尔斯玛丽娅。在那儿,我和他一起追忆往昔。

博里尼与马勒的分歧,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博里尼阴暗的矜持和马勒火爆的冲动,注定会导致最终的分道扬镳。马勒渴望离开,回到梦中的维也纳,这是很自然的。每当他的门铃响起,他就会说:“南方神灵的召唤到来了。”他劝我也离开。他说,我与他的友谊,在汉堡只会给我造成伤害。在这个地方,我已经获得了周围的认可,现在应该走出这个世界了。

我同意他的说法,却不愿当面承认。我意识到,他的影响对我是一种福分,但可能会给我进一步成长造成危险。马勒给布雷斯劳城市剧院的总裁西奥多•勒韦写信。回复中他被告知,那儿有一个年轻指挥的空缺。我很快获得了这份合同。然而,勒韦建议,我把“施莱辛格”这个族名更改一下,因为在西西里亚首府(即现在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德语称作布雷斯劳——译者注),叫这个名字的人太多。这就是我改名瓦尔特的作为自己艺名的原因。1911年,我获得奥地利国籍后,瓦尔特成了我法律认可的名字。

我在汉堡第二个演出季结束后,马勒邀我与他们兄妹一起度假,在奥地利美丽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阿特湖畔的斯坦巴克。来到奥地利乡村,在山峦,森林和大绿湖的簇拥下,马勒变得无拘无束,非常健谈,以前我从未看到过他这样。在其房舍与湖岸之间的草坪上,屹立着他的“作曲家小屋”,一个有顶有窗的空间。

那个夏天,他在那儿写下自己第三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此间,我们一起远途散步、聊天、演奏音乐并大声阅读。马勒给我们读《堂•吉诃德》。他有见地的评语,让我们与他一起发笑。湖的另一端,就是伯格霍夫别墅(后来成为希特勒夏季避暑的地方——译者注),有半个小时航程。这个地方属于伊格纳兹•布吕尔(Ignaz Brüll 1846 – 1907 出生在摩拉维亚的钢琴家,作曲家)家族,我曾在汉堡指挥过他的歌剧《金色十字架》。

在伯格霍夫,我获得了最友好的款待。勃拉姆斯,曾是这里的常客,那个夏天他没有来。他生病了,无法离开巴德伊舍(奥地利的温泉小镇)。勃拉姆斯是在巴德伊舍度过了那个夏天。马勒到那儿去拜访他,后来告诉我们,这位老者阴郁、闷闷不乐的情绪,与他《四首严肃的歌》的第一首契合。

马勒说,在黄昏时分,他离开了勃拉姆斯,穿过暗色走廊向门口走去。此时,马勒回头观望,看到病中的勃拉姆斯走到火炉旁,从里面拿出一节香肠和几片面包。马勒诉说着老人节俭孤寂的晚餐,让他心生的那种无奈与悲哀,不停地喃喃低语:“所有一切,都是一场空”。

理查德•施佩希特(Richard Specht 1870- 1932),一位抒情诗人,后来成为评论家,也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传记作者。他也住在伯格霍夫,多次来到斯坦巴克看望马勒。几位年轻的文学之星,给伯格霍夫的社交生活增添了光彩。这个圈子里最让人感兴趣人物,是22岁的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奥地利作家,与马克斯•赖因哈德一起创办萨尔茨堡音乐节,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了许多歌剧,如《玫瑰骑士》、《失去影子的女人》、《埃及的海伦娜》等——译者注),他作为天才诗人,被奥地利的文学青年们顶礼膜拜。他那个阶段创作的诗歌,被认为可以与歌德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德国诗人)比肩,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我们都把他看做是新的歌德,非常高兴那个夏天,与他结识。尽管我们的交往没有变成友谊,但仍然持续了很多年。

我想用一连串诗意的语言,努力描摹出,那两年在马勒影响下,我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充盈。我已经接触到有创造力的伟人,感觉到自己走在正确轨道上,对未来的步伐坚定不移。我用无言的感激,告别马勒兄妹,开始展望布雷斯劳的新征程。

《爱乐》杂志2014年第12期-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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