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离死亡最近的他们

环球殡葬网2018-10-10 17:28:54
离死亡最近的他们
中国科学报 2017年3月31日二版  直面死亡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他们却说:“未知死,焉知生?”

他们,是一群离死亡最近的人——研究死亡的哲学家,见证过太多死亡的医生,干过火化工、遗体整容师的殡葬业者,考察过丧葬文化的民俗学者,在地震后做过心理援助的心理师……

因为离死亡最近,他们对死亡都有着独特的感悟和深刻的理解。本报记者采访了他们,分享他们对于生命意义、死亡以及如何抉择的思考。

 


 

哲学家段德智

从哲学层面看死亡

■本报记者 温新红

“死亡哲学、死亡观不会过时,永远都有价值,不会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丧失,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死亡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哲学这门科学,它关涉的是对死亡的哲学思考。”此话出自武汉大学教授段德智所撰写的《死亡哲学》一书。1991年《死亡哲学》出版,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全国几十家媒体作了报道,先后获湖北省和教育部二等奖。这本书不仅在大陆多次再版,还曾在中国台湾出了繁体字版。

段德智是新时期国内最早一批生死问题的研究者之一,这些学者刻意于对死亡问题进行形上学的探究。

死亡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

“死亡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句古话:生死事大。”作为国内死亡问题研究的先行者,在听到记者请他从哲学层面谈死亡时,段德智开门见山地说道。

死亡问题与科学有关,如以什么尺度——是心脏的衰竭抑或脑死亡——判断人是否死亡;死亡问题也与文化相关,如传统文化中的丧葬文化;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和整个社会的心理、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像周恩来总理的去世,当时人们超乎寻常的反应,就涉及到重大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及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等。

“死亡哲学既重视死亡问题的科学、文化等维度,更注重形而上学的方面,包括道德哲学和思辨哲学两个基本层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死亡哲学称作‘死而上学’。”段德智解释说。

道德哲学也就是死亡或死亡哲学的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意义层面。“死亡哲学具有人生观或价值观的意义,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深化和延展。”段德智说,只有具有死亡意识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人生的有限观念和整体观念,面对死亡积极地筹划人生,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东西方哲学家都考虑到这个问题,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先行到死”。认为人应当面对自己的死亡体悟自己生命的有限性,面对自己生命的有限性而积极筹划自己的人生,努力赋予自己有限人生以更多的无限性价值。春秋时鲁国人叔孙豹提出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也。

作为思辨哲学的死亡哲学涉及的是死亡哲学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意义层面。“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更为深邃又更为基本的层面。”段德智说,《易传·系辞上传》有句话:“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意思是只有站到终极实存论的高度才能认识死,才能认识生。

“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深刻地指出,从事哲学思考的人,只潜心在瞬息万变的事情上,就达不到形而上的层面,永远不可能思考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在西方哲学家中,柏拉图是第一个明确地从哲学发生学的角度阐述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的。

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谈到生死观的本体论意义时,强调只有“外生”,“以生为丧,以死为反”,方能“朝彻”“见独”“得道”。这就是说,在庄子看来,一个人若不具有死亡意识,若不能勘破有生有死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不可能获得对不生不死的道体的认识的。

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王阳明也说过,“人于生死念头”“若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段德智总结道,死亡哲学不同于其他研究死亡问题的学科,研究的是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亦即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与可避免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亦即灵魂的可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亦即“死则腐骨”与“死而不朽”)、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如“向死而在”与“向死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会诸如此类有关死亡的形而上的问题。

死亡观的变化

“从古到今,人们的死亡意识不断发生变化。”段德智认为,人类的死亡观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性相一致,分为“死亡的诧异”“死亡的渴望”“死亡的漠视”和“死亡的直面”四个具有质的差异性的阶段。

“死亡的诧异”是西方死亡哲学发展的起始阶段。人们开始提出“人为什么会死”这样的问题,对死亡及其本性的诧异、怀疑和震惊中产生出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死亡哲学,出现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想家,他们思考死亡问题,为后世的死亡哲学作了必要的铺垫。同时期,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等也有自己一套死亡观。

“死亡的渴望”是在中世纪时期,西方人用宗教的或神的眼光看待死亡,把死亡看作是人实现“永生”、回归到神中的必要途径,因而把对死后天国生活的渴望转嫁到对死亡的渴望上。这时期西方死亡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厌恶生存,热恋死亡”,像奥古斯丁等思想家都主张这种观点。

“死亡的漠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死亡,认为生死就是自然事件,视“热恋生存,厌恶死亡”为人的天性。近代思想家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主流观点都是如此。

到当代则是“死亡的直面”,死亡观再次发生改变。海德格尔、萨特、尼采等哲学家认为,不要漠视死亡和回避死亡,要直面死亡,并面对死亡去积极地思考人生和筹划人生,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段德智认为,死亡哲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演进,但这种发展、演进总体上是积极的,意味着人们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并对人生的筹划采取更为积极的现实的态度。

对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对当代人生死观的影响,段德智认为,技术对人的长寿是有益处的,但那是对整个人类而言,并不是一个人的寿命长短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多活几十年,对“人生是有限的”这个论断也毫无影响。所以,在面对死亡时,人们依然应该有一个积极的、坚强的心态,积极筹划自己的人生,努力赋予其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死亡哲学、死亡观不会过时,永远都有价值,不会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丧失,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段德智最后说。

 


 

殡葬业者鲍元

知死方知生可贵

■本报记者 袁一雪

“其实,人们的出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的,当把死亡看成很正常很淡定的事情时,就不会觉得恐惧。”

鲍元一直是殡葬行业中的名人,他既做过最基层的火化工,干过遗体整容师,做过殡仪馆的馆长,现在是殡葬学科研究的创立者、公民火化应该政府买单等惠民殡葬政策的首倡者。2015年,鲍元与儿子一起自驾行程近4万公里,探访西部12省市区的“中国殡葬西部行”,引起媒体的关注。

在鲍元眼中,殡葬行业的工作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只是因为国人对死亡讳莫如深,才让整个行业显得“神秘”,甚至是别人口中的忌讳。“我没有在乎过别人的眼光,也从未后悔选择殡葬行业,现在我愿意为国人扭转殡葬的观念作出贡献。”

殡葬工作应受到尊重

鲍元从中学毕业开始就接触殡葬行业,这一点源自他的父亲在殡仪馆工作。上世纪80年代,父亲因病退休后,替补接班参加工作的招工指标给了鲍元,当地民政局为鲍元提供了4个前景颇好的工作岗位,但他毅然放弃,选择了人人忌讳的火葬场。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火化工。”鲍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火化工是整个火葬场的核心工作。那时因为设备的简陋都是用煤炉火化,遗体火化是费时费力的艰苦工作:一具遗体的火化需要一个多小时时间,需要拉满一小车煤。可是鲍元从没有觉得苦,因为他不仅期望在殡葬行业干好工作,更期待利用火化工可以上3天休息3天的作息时间,完成他一直以来走遍全国的中国梦。

上世纪90年代末,遗体整容需求出现在殡仪馆中,虽未经历过正统学习,但是实际工作中的摸索也让鲍元成为了业余的整容师。“遗体整容并非易事,它也有很多技术蕴含其中。因为你遇到的遗体都不一样,尤其是车祸、刑事案件中死亡的遗体,都需要整容师帮忙还原。”

鲍元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十几年前,一位年轻美丽的模特发生了车祸,鲍元跟着同事一起去“接尸体”。“那样花样年华的女孩,但是车祸瞬间夺取了她的生命。”为年轻生命离开感叹的同时,鲍元他们又被告知两个小时后,女子的家属要来看遗体,“当时她被车撞得满头血迹,还有硬伤。我和同事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将其复原”。家属赶到,看到的是女子生前的面貌,她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这对家属是极大的安慰”。

在殡仪馆工作的这些年,鲍元经常与各种尸体打交道。“我们县里有数条高速公路、省道经过,因此经常会遇到因车祸丧生的死者。仅最近10年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交通事故就有过3起。死亡两人以上的各类事故或案件几乎每年都有。”鲍元说,“从事遗体整容工作首先要有胆量,不管面对怎样复杂的遗体,都要冷静面对。其次要有爱心,面对每一个陌生的死者,要像对待亲人一样。”

“优死”是对死者的尊重

鲍元一直工作在殡葬第一线,多年的工作让他对“优死”有着自己的认知:“‘优死’是针对当前的‘过度治疗’‘痛苦延长所谓的生命’而言。”但是,要让死者“走”得有尊严,不仅需要医疗部门的工作,还需要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理解、包容和参与,“目前来看,政府的立法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鲍元认为殡葬过程也可以“优化”。在他眼中,让死者有尊严地与家人告别,不论他或她生前贡献大小,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呵护与尊重。“我不赞成当前很多地方千篇一律的送葬仪式或治丧过程,特别提倡‘葬礼的个性化’,即尊重逝者的选择、尊重家人的选择,不要被‘众言’‘陋俗’所绑架!最典型的如寿衣,明明死者生活在现在,为什么死后必须穿戴具有明清特色的寿衣?为什么不能穿上他可能喜欢的中山装、西装、军装、唐装等。”鲍元激动地说。

而在葬礼这种极具个性化的仪式中,尊重逝者的遗嘱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要让死者“走”得有尊严,立法、宣传、教育缺一不可,除此之外,社会的包容、媒体的宣导、家人的理解,都是“优死”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如目前已在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较为流行的‘临终关怀’,就应该在我们国家大力推广。倡导‘厚养薄葬’,历来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但目前‘生不孝、死大葬’的陋俗,在一些地方还很难改变,因此,殡葬改革任重而道远。”鲍元强调。

“闻哀起舞”

“很多人对死亡抱有恐惧的情绪,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了解死亡,对于殡葬行业也是懵懂无知。其实,人们的出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的,当把死亡看成很正常很淡定的事情时,就不会觉得恐惧。”鲍元说。

几年前,鲍元的一位生活在山区的文学朋友,有一天精心整理了几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准备第二天到省城找名师指点。诗朋文友相约次日为他饯行,谁知不巧,他当晚突然抱病而死,第二天的送行会竟成了出人意料的遗体告别,一卷卷手稿被伤心至极的妻子当作殉葬品和故衣一块儿烧掉。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让鲍元意识到:对于珍惜生命的人来说,哀乐是宝贵生命的警钟;对于立志拼搏献身祖国的人来说,哀乐是摧人奋进发起冲锋的军号;困难面前,哀乐会鼓起你破釜沉舟迎难而上的信心和勇气。

“闻哀起舞”因此成了鲍元的座右铭,每当送别的哀乐响起,鲍元在为逝者默哀送行的同时,更加懂得生命的脆弱和时间的短暂。

 

心理援助者吴坎坎

我面对的是活下来的人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志愿者因为热情和爱心来到灾区,但如果不懂专业技能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效果。这也说明了灾后心理援助统一组织、规范管理的重要性。”

“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但整个北川依然弥漫着浓重的哀伤情绪,尤其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回忆起汶川地震后第一次入川开展心理救援的情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描述说。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8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家园瞬间满目疮痍,人们面临着生离死别。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等10个县(市)成为极重灾区。

第一次参与心理援助行动

当时,吴坎坎正在心理所就读硕士一年级。地震发生后,心理所迅速组织了心理援助工作队伍开赴四川,吴坎坎的导师也在其中。吴坎坎很想去灾区,就给导师发了一封申请邮件。导师认为他没有太多经验,还是等情况稳定一点后晚些再来。于是,6月12日,在地震发生刚好一个月之后,吴坎坎来到了北川,协助心理学专家工作。

那是吴坎坎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大规模的死亡。即使作为专业的心理援助人员,他也难以抑制心里的波动。“看见别人哭,自己也想哭。”吴坎坎说,但他明白自己一定要迅速调整情绪,因为他要面对的是那些活下来的人。

这是吴坎坎第一次参与心理援助行动,实际上也是中国心理援助工作第一次大规模铺开。对于国内的心理援助来说,2008年是个分界线。在此之前,心理援助活动只是零零散散地展开。汶川地震后,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几乎全部派了师生前往灾区,心理援助也成为了被公众熟知的名词。

在北川停留几天之后,吴坎坎持续在绵竹和德阳待了近两年的时间。此后,他的脚步就一路追随着灾难发生的足迹,走过了玉树、舟曲、盈江、彝良、芦山、抚顺、昆明、鲁甸、天津、阜宁等十几个灾区。这期间,吴坎坎毕业留在心理所工作,成为了全国为数极少的全职灾后心理援助工作人员。

在灾区,吴坎坎见证了无数人从亲人离世、家园被毁的巨大悲痛中,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生活的过程。在一个泥石流灾区,灾害发生后,一位匆匆从外地赶回的丈夫,只看到了被砸毁的房子,老婆孩子杳无音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本来精明强干的一个人,整日窝在帐篷里喝酒,不吃饭,不说话。“我们了解之后,发现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PTSD),对灾难回避,一谈起就哭,且没有自理能力。我们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就经常来走访,用专业的心理援助方法与其沟通,最后还是帮助他走出来了。”吴坎坎说。

在北川,吴坎坎还认识了一位大姐,孩子在北川中学遇难了。在心理援助工作者的帮助下,她不但自己从悲伤中走出来,还成为了志愿者,在开设的心灵茶社中为大家服务,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可能有些人认为,心理援助就是陪伴灾区人们,组织他们参加活动、聊聊天,纾解心中的悲伤情感。但吴坎坎说,心理援助工作并非那么简单,实际上它有着很高的专业门槛,而且一旦做错,还有可能给灾区民众造成二次伤害。

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基本要求

在汶川地震期间,由于全国心理学专业师生蜂拥而至,经验又不足,就发生过频繁“骚扰”灾区民众、揭伤疤等现象。

“有些新闻报道说,灾区志愿者离开时孩子依依不舍、抱头痛哭,觉得这个场面很感人。其实在专业人员看来,这种情况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与他们太过亲密,界限不清,孩子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认为你能替代他们已经失去的亲人的角色和情感。但实际上,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就会给孩子造成二次创伤。”吴坎坎说,他们的团队在最开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意识到之后就马上改正。后来在鲁甸地震灾区,志愿者们与孩子的界限就保持得非常好,事先就告诉孩子们开学时他们可能就会离开,所以没有造成负面影响。

“志愿者因为热情和爱心来到灾区,但如果不懂专业技能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效果。这也说明了灾后心理援助统一组织、规范管理的重要性,这也是心理所成立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原因。”吴坎坎说道。

2015年,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成立。去年6月,江苏阜宁风灾,吴坎坎等联盟工作人员有序地组织心理援助工作。他们首先进行前期调研,了解好是否需要派人、派什么人、在哪里能开展工作等情况,同时与当地政府、医院、基金会等机构联系,随后派出有经验的志愿者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心理援助工作。

“专业、长期、可持续,这是灾后心理援助工作的基本要求。”吴坎坎说,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临时驻扎灾区的志愿者还是不够的。于是,近年来,吴坎坎等人在做一线心理援助工作的同时,还通过开展培训、讲示范课、组织课程比赛等活动,培养当地的心理援助力量。

对于吴坎坎来说,在心理援助工作开始至今的九年当中,在灾区生活成了常态。2008~2009年,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灾区,此后有时一年中会有一半时间在外地,这两年在北京时间长了反而让他有些不习惯。联盟成立后,吴坎坎的工作从一线更多地转为开拓性工作,包括建立灾区心理援助工作站,与政府、学校、医院等机构取得联系,安排好志愿者、心理咨询师队伍,协调专家资源等,在灾难发生后三个月内为长期的心理援助工作打下基础。

今年1月,国家22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心理援助工作有了主管部门——国家卫计委。国内的心理援助工作正在越来越规范、专业、科学,吴坎坎的心理援助之路也在继续。

《中国科学报》 (2017-03-31 第2版 直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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