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西汉贾捐之为什么说要放弃海南岛?

一枚石头2018-11-06 16:23:58

本文转自微信号“灌茶家”。


原文点读:时殷弘

改写校勘:李尽达

保守主义的战略原则在汉帝国的初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初汉压倒性地集中于“偃武行文”和皇家节约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并且由此奠定了军事力量的经济/财政基础。然而,所有伟大的财富和力量累积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


在回顾本朝史之得失之后,贾捐之祭出了他对元帝最有说服力的论点——算账——呼吁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有深厚传统和儒家意识形态支持的战略保守主义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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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教授谈战略保守主义的中国范例之一


贾捐之,字君房,汉元帝时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曾祖——天才贾谊笔下的《过秦论》乃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论文。贾捐之继承了贾谊的保守主义战略思想的衣钵,作《弃珠厓议》,谏言反对汉元帝对在被征服的海南岛反复不已的地方造反作大规模武力镇压。

 

以下文字根据时殷弘老师对《弃珠厓议》文本细读的主旨整理,为方便阅读,文章的前后顺序有所调整,文辞有通俗化的翻译和改写,文中所引古文皆为《弃珠厓议》原文。


一、“兵革”有其强弩之末

 

“珠厓”(现在的海南岛)是汉武帝征南越时设郡的,是一个被征服但极难被驯服的边疆“蛮夷”地区,“数年一反”,乃汉帝国的大头痛处。汉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元帝准备出大军平定。贾捐之谏言反对大规模武力镇压反复不已的珠厓地方造反。

 

贾捐之的天才爷爷贾谊


这自然导致一些人的责问。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珠厓是汉朝的内郡很多年了,如今它背叛忤逆,你还说不该打击?这不是长蛮夷捣乱的威风,怎么能对得起先帝的功德呀?让经义如何自处呢?”

 

贾捐之不慌不忙,先表明心迹:“微臣得亏生在这盛世呀,即便要提出危言之策略,也不用担心犯了忌讳,才得以道出拳拳之言。”

 

贾捐之的论述是有渊源的,依据就是“初始”儒家关于华夏—蛮夷关系的思想的要则之一。它有蕴涵的战略理由:“臣闻尧、舜,圣之盛也,……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

 

“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说的就是文化、道德和战略意义上的精言大意!你大汉帝国希望以文化感召蛮夷,从而实现治理,但是别人不乐意,你最好不要霸王硬上弓。正是秉持着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做到君臣都开心,四海之内喘气儿的都各得其所。武丁、成王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换句话说,殷、周的地盘虽然有限,但声教播于四海,可不是武力征服能做到的。

 

这不仅是唱高调,也是事实——“兵革”毕竟受制于地缘距离和文化差异,有其强弩之末。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昭王南征不复,据说是被楚王沉于江中,这是西周建国以来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就是由于地缘距离之远——楚,以及人在文化上的差异——荆楚之蛮。


昭王南征不复

 

这个道理,在历史上说得更多的是秦帝国的可怕教训——过度的军事帝国主义。“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


二、汉初的保守主义战略与汉武帝的军事帝国主义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笼统的哲理原则,可以有、有时也必须有重大例外,特别在深刻地涉及华夏民族及其国家的严格意义上的安全时。然而,在汉代,这个笼统的原则却得到了证实——汉帝国的“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积极的一面是由实行战略保守主义的文帝等人实行的,消极的一面则由“雄才大略”的武帝所彰显。

 

西安·汉长安城大风阁周边浮雕——文景之治


保守主义的战略原则在汉帝国的初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初汉压倒性地集中于靠最小程度赋税、“偃武行文”和皇家节约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并且由此奠定了军事力量的经济/财政基础。其中最为伟大而勤俭的当属文帝,他的个人生活极其节俭,退回送呈的千里马,甚至下诏书绝了所有送礼人的念头:“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这种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使得当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堵塞了贿赂渠道,就大大避免了各种形式的干预朝政的行为。

 

在律己的同时,文帝还在高祖轻徭薄赋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赋税徭役——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成年男子每三年才服徭役一次——这在历史上几乎是最轻的。景帝继承了文帝的保守主义政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这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

 

然而,所有上述伟大的财富和力量累积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为了平定匈奴的冒顿单于,武帝的军费甚至“因富民”,把手伸向了富民的口袋。武帝拉起了一条无比漫长的战线——“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

每年审理的案件超过数万起,百姓的赋税从文帝时期的40钱涨到了数百钱,“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

 

汉初伟大的财富和力量累积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


这种军事帝国主义造成了严重社会后果——“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兒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也带来了帝国内部严重的政治危机——“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贾捐之把这些后果都归因为帝国的过度伸展——“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武帝系自招危机,自招失败。


三、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 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在回顾本朝史之得失之后,贾捐之祭出了他对元帝最有说服力的论点——算账——呼吁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在贾捐之看来,当时的汉朝天下,最重要的就是“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关东地区最大就是齐、楚地区,然而这里却“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而关东地区的老百姓却沦落至“嫁妻卖子”的地步,国家“法不能禁,义不能止”,这才是动摇国家社稷的根本大患。

 

那么,珠厓跟“社稷之忧”有关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为此,贾捐之不免变得词严厉色,告诉元帝因“不忍悁悁之忿”而“驱士众挤之(至)大海之中”,这是“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的行为。他又抬出了奏议开头的“夷夏之辨”,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而且,“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捐之此番言论主要是一种话术,对蛮夷的种族/文化歧视远非他的核心论据,他强调的是广义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战略论辩和战略判断。


西汉疆域图


四、有深厚传统和儒家意识形态支持的战略保守主义赢了


为了说明自己的论断,贾捐之又搬出了时代更近的、更加惨痛的经验教训——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羌反之事。当时宣帝派赵充国等击西羌﹐获万余人,看上去是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然而,“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解决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花费了如此人力财力,更“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很显然,帝国大军远程征伐是一桩花费极大的事业!“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捐之总结了他的观点——“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对周边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蛮夷的征服和统治并无益处,而且自招失败,捐之的结语可以看作儒家帝国哲学和信条。

 

贾捐之理叙夹议的陈词显然打动了汉元帝。汉元帝以此询问丞相御史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

 

汉元帝接受了捐之的“主要矛盾论”和“成本论”,下诏书说:“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终于变得合理分明。”在捐之的劝说下,汉元帝做出了一个战略选择:选择在紧要利益意义上的实质,尽管丧失了某些声誉和虚荣。

 

贾捐之的论辩赢了,有深厚传统和儒家意识形态支持的战略保守主义赢了!武力镇压的巨额成本、成功希望的不确定性和其对于帝国腹心地区统治的威胁,是贾捐之的战略保守主义最终胜利的决定因素。


注释:


①元狩六年为公元前117 年,此时汉已经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损失巨大大,以至府库空虚,岂有“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刘奉世疑曰:“或者误以‘建元’为‘元狩’欤?”

②当为九郡。

③陈直云:“公孙勇作为使者,在武帝征和三年,见本书《功臣表》及《田广明传》,与淮南王安时代不接,恐为捐之之误记。”

④yuanyuan, 忿怒貌。

⑤同“专专”,蠢蒙无知貌。


附《汉书》卷六十四·下: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所据底本:班固撰 颜师古注《汉书》第九册·卷五八至七〇(传)中华书局·2011(P2776~2786)


…… ……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厓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臣闻尧、舜,圣之盛也,……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齐桓救其难,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


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厉兵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兒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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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教授

时殷弘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国务院参事。曾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美国密执安大学公共政策访问讲授教授和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访问讲授教授。已出版著作16部、译著17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评论580余篇。他的许多作品和见解有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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