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旧病”还是“新伤”引发工伤,法院如何审查认定? | 庭前独角兽

庭前独角兽2018-08-18 14:54:54

陈振宇按

职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伤害,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是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若劳动保障部门不认定工伤,则职工可能提起行政诉讼;若认定工伤,则用人单位可能提起行政诉讼,与工伤认定相关的案件已经是行政诉讼的重要类型。在具体行政案件中,工伤事故的发生情形各异,有些事故的发生没有目击证人或者录像监控;职工身体伤害的成因各异,有些身体伤害的发生交织着“旧病”与“新伤”多重因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为了应对上述问题作了规定:一是劳动保障部门需要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二是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即使有上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当事故成因不明、伤害成因不清时,法院如何审查工伤认定结论合法性一直是一个难点。本案例就是这样一起典型的疑难工伤认定案件:疑难之一,用人双方对于职工颅内出血的成因是高血压的“旧病”还是头碰书架的“新伤”有不同意见;疑难之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发生“头碰书架”这一事故。


针对第一个难点,本案例指出由于劳动保障部门不具备判断伤病关联性的专业能力,故上海市人社局发文规定工伤调查中可咨询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但这并非禁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有资质、地位更加超脱的司法鉴定机构来查明伤病关联性。本案中,被告长宁区人社局委托专业机构对伤害成因进行鉴定,鉴定排除了高血压“旧病”引发颅内出血的可能性。


针对第二个难点,本案例指出劳动保障部门通过对相关证人调查笔录、证人证言等间接证据认定发生“头碰书架”这一事故具有高的盖然性时,否认工伤的用人单位又无法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人社局作出了认定工伤的结论,法院可予以支持。


本案例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思路,一是当用人双方就伤害成因发生争议时,劳动保障部门可直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劳动保障部门在工伤认定案件中的调查义务以及相关主体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值得一读。


此案例可能引发的延伸思考是,如果“旧病”和“新伤”共同引发事故,带来身体伤害,该如何处理?对此,我认为一种可为大家接受的观点是: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只要不能排除“新伤”带来伤害的可能性时,则应当认定为工伤;在计算工伤待遇时,可以将“旧病”引发的治疗费用等排除出工伤待遇的范畴。




涉嫌“伤与病”混合型工伤的致伤成因事实认定路径

 ---- 上海市档案馆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案

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     叶一



裁判要旨

认定工伤通常需满足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条件。由于主客观因素所限,并非所有的涉工伤纠纷都具备直接证据。在证据不足导致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调查义务及否认工伤的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在“伤与病”都具有引发身体伤害的可能性时,劳动保障部门可依职权通过委托鉴定等方式查明身体伤害的成因。劳动保障部门通过调查,取得的间接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工伤事故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否认工伤的用人单位又无法举证证明其主张,劳动保障部门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案 情

原告:上海市档案馆(下称市档案馆)

被告一: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长宁人社局)

被告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市人社局)

第三人:朱某


第三人朱某系原告市档案馆档案史料编研部工作人员,有高血压史。第三人自述,为完成单位的调研课题,2014年12月8日上午约9时许,其在单位编研部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头部不慎碰撞书架。当天中午,第三人在单位就餐、休息,下午参加部门例会。临近下班时,第三人因身体不适,由同事直接送往武警上海总队医院治疗。经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诊断为右侧额颞顶部硬膜下血肿;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CTA未见血管畸形,硬膜下血肿考虑外伤性可能。同年12月17日,第三人转诊华山医院,诊断为右颞部亚急性硬膜下血肿,并行开颅手术。同年12月25日,第三人转诊永和分院。2015年1月30日,第三人从永和分院出院。


2015年11月18日,第三人向被告长宁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同年11月30日,长宁人社局受理第三人申请,并通知原告举证。2016年1月6日,长宁人社局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第三人受伤情况进行法医学鉴定,并中止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同年3月5日,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长宁人社局于同年3月9日收到该意见书,次日恢复审理。长宁人社局于同年3月30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工伤决定),主要内容为:朱榕系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事发当天工作时间为9时至18时。2014年12月8日9时许,朱榕在单位编研部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头部不慎碰撞到书架致伤。朱榕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工伤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同年4月1日,向原告市档案馆及第三人朱某送达被诉工伤决定书。


原告市档案馆对认定工伤决定不服,于2016年5月17日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于同月23日受理。经审查长宁人社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通知朱某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程序,市人社局于同年7月13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诉工伤决定,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仍不服,诉至法院。


原告市档案馆认为,本案无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第三人在单位受伤的事实;原告有高血压史,事发前因头痛曾请假在家,不排除高血压引起颅内出血的可能。依据《关于实施〈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沪人社福发(2014)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长宁人社局在工伤认定阶段只能咨询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其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属于程序违法。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长宁人社局辩称,根据第三人申请材料、证人证言、原告举证材料、病史资料、调查笔录、司法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其综合常理分析认定第三人受伤构成工伤,不存在捏造事实、骗取工伤认定的故意。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体现了《工伤保险条例》保护工伤职工的立法精神,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其所做复议决定符合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审 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长宁人社局与市人社局分别依法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在于被诉行政行为的执法程序和事实认定两个方面:


一、关于执法程序

原告的主要异议是:根据36号文,长宁人社局只能咨询区县劳鉴委,无权委托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院认为,26号文并未排除区县人社局依职权直接委托鉴定等其它能够辅助查明伤病关联性的方式;长宁人社局与长宁劳鉴委在机构设置上存在一定关联,司法鉴定中心所作鉴定更符合客观性和公正性要求;市人社局作为36号文的制定部门,其复议决定维持长宁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实际上认可了长宁人社局依职权委托鉴定行为的正当性,于法无悖。原告关于长宁人社局无权委托鉴定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关于事实认定

第一,关于颅内出血与外伤的因果关系问题。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委托依法成立、具有从事委托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明第三人颅内出血与头部外伤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对原告关于第三人事发前头痛引起颅内出血的观点,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第三人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外伤的问题。从长宁人社局提供的证据看,虽无第三人在单位资料室头撞书架的直接证据,但通过证人证言、调查笔录、病史资料等书证及鉴定意见等系列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事发当天正常上班,曾进出过单位资料室,健康状况异常后直接送往医院,其间未离开过单位;头部外伤部位与第三人所述受伤经过具有关联性,故存在头撞书架受伤的可能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作为用人单位,其不认为第三人构成工伤,但提出的异议及其证据不足以推翻长宁人社局支撑认定的证据链,又未能提供排除第三人构成工伤事由的反证,故第三人在单位头撞书架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形成优势证据,原告应当承担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的后果。


综上,该院认为,长宁人社局认定第三人所受伤害构成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市人社局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诉请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缺乏充分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市档案馆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本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 析

本案系职工本身存在某种疾病隐患,又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因公受伤而引发的工伤认定行政争议。在现实生活中,职工发生工伤事故伤害的情形千差万别,具体成因错综复杂,存在“病”与“伤”的因素混杂、交织的可能性。因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本案中,第三人具有高血压史,事发前曾因头痛请假在家,事发当天送医前检测血压异常,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调查的重点就在于第三人颅内出血的外因及其与高血压内因的关系。为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以查明第三人颅内出血的内外因关系,询问第三人同事、家人、诊断医师以查明第三人颅内出血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外伤所致。由于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明确排除高血压等第三人自身内在因素,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又无法提供证明第三人受伤经过的直接证据,故从本案的审理经过来看,各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两点:一是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查明伤病关联性问题,依职权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是否构成程序违法。二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间接证据,能否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查明伤病关联性问题,依职权委托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是否构成程序违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院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分析论述:一是从文义解释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职权委托鉴定的做法并不为相关法律规范所禁止。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工伤认定办法》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对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查明伤病关联性的方式和途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案当事人援引的36号文,系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上述行政法规、规章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第六条第一款内容为:“申请人要求认定的工伤部位与医疗诊断证明记载的事故伤害部位有争议的,区县人社局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有关伤病关联性的鉴定结论,申请人不提供或者确无法提供的,区县人社局可以咨询区县劳鉴委,并根据专业鉴定机构、区县劳鉴委出具的鉴定结论或者咨询意见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上述规定,使用了“可以”这一文字表述,从法律规范的制定技术来看,它属于授权性规范。与含“必须”的强义务性规范、含“应当”的弱义务性规范不同,授权性规范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实施授权的行为,也可以不实施该行为,决定权完全在行为人手上。因此,36号文在赋予区县人社局可以要求申请人委托鉴定的同时,并不排除区县人社局依职权直接委托鉴定等其它能够辅助查明伤病关联性的方式。此外,本案复议机关作为36号文的制定部门,对条文内容具有解释权,其复议决定维持长宁区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实际上认可了长宁区人社局依职权委托鉴定行为的正当性,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法院对36号文第六款第一项文义解释是正确的。二是从机构设置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委托专业鉴定机构鉴定比咨询同级劳鉴委更体现公正、客观的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4年2月20日联合公布的《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级(含直辖市的市辖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表组成。”根据上述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设立,在行政层级和区划上,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呈现一一对应关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与同级劳鉴委设置在同一行政区域,又是同级劳鉴委的成员单位,两者存在一定关联。本案中,长宁区人社局委托的司法鉴定中心系根据《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依法取得上海市司法局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业务范围涵盖本案鉴定事项的专业鉴定机构,其与长宁区人社局不存在隶属、交叉、互利、冲突等利害关系。因此,长宁区人社局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有利于减少用工单位或受伤职工对伤病关联性意见的合理怀疑,更符合客观性和公正性要求,并无不妥。三是从证据效力看,申请人的不同并不对鉴定意见的可采性产生实质影响。从鉴定的性质和作用而言,鉴定系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出具鉴定意见的活动。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从事鉴定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尊重科学,遵守技术操作规范。换言之,鉴定意见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诉讼中的证据使用,取决于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是否具有从事委托鉴定事项的相关资质、鉴定程序是否违法、鉴定结论是否具有相关依据等与鉴定意见自身真实性、合法性相关的因素。申请人只是启动鉴定程序的主体条件,除非异议人有证据证明鉴定机构及鉴定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回避事由,否则申请人的不同并不影响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本案中,原告并未提出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存在应回避而未回避的异议,故长宁区人社局委托司法鉴定并无不可。


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据间接证据,能否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第二个争议焦点,涉及的是法院根据证据规则,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义务,并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予以判断,最终认定法律事实的过程。“以事实为根据”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法原则,但这里所称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而是通过法定程序认定的证据所呈现的“法律事实”。若一味追求“客观事实”,将会使法官在不能达到“客观事实”证明标准的情况下,耗费大量人力、司法资源去调查取证,最终仍无法探知“客观事实”,致使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我国在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都确定了证据达到何种程度,法官可以认定法律事实存在的证明标准。由于行政管理领域广泛,行政行为种类多样,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并非单一和一成不变,有其自身的特性。按照通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行政登记、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大多数行政行为而言,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高于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即总体上是一个“中间证明标准”,有学者称之为“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具体到本案,本案所涉的认定工伤决定,在性质上属于对职工是否构成工伤的行政确认,故在证明标准上应当适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本案中,长宁人社局经过调查取证,通过调查笔录、证人证言等一系列间接证据构成的证据链条,再现了如下法律事实:第三人事发当天正常上班,曾进出过单位资料室,健康状况异常后直接送往医院,其间未离开过单位,医院诊断其头部存在外伤。尽管上述事实与原告在资料室头撞书架受伤的待证事实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但这是在不具备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通过审慎调查,最大限度所能查明的事实。


反观原告,其作为用人单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其负有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收集或者提供证据,并运用该证据证明所主张案件事实成立的责任,否则将承担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后果。原告不认为第三人构成工伤,但提出的异议及其证据不足以推翻长宁人社局支撑认定的证据链,又未能提供排除第三人构成工伤的反证。因此,法院最终依据证明标准,在长宁人社局提供的证据达到“清楚而有说服力”的程度,更能让人对长宁人社局认定的事实信以为真的情况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由原告承担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的败诉后果。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6)沪7101行初135号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6)沪03行终570号





编辑 │ 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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