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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2018-03-14 10: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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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的十年一如人生,都无比珍贵。自2002年改版之后,我们一直坚守这份报纸,坚守一个理想和信念。现在,是回头审视我们回顾过往的时候了。虽说报纸是有时效性的,然而,我们不仅给这个喧嚣的时代留下一份真实而冷静的言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视点、焦点、我们的关怀,直至今日依然直指现实和人心。正因为有这份坚持,才有了《思想的力量: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一书的出版。

许明 段钢主编

《思想的力量: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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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推荐: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种困难、各种问题会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各种思想、各种观点也一定会层出不穷,良莠不齐。这就需要《社会科学报》的办报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上牢牢把握办报方向,在理性把握的基础上,为涌现出来的新思想、新思路、新观点、新认识、新对策、新建议提供宣传的平台,引导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方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 潘世伟


都说报纸是“一日文学”,可《社会科学报》不是,把握时代脉搏,贴近社会生活,是《社会科学报》的鲜明特点。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欺负,在报纸上都有反应,大家关注和备受困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版面上热议的重点。


《社会科学报》与一般的大众传媒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作者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有学术积累、有学术素养、有职业敏感,他们的见解有深度,有说服力,进入决策层视野也不足为奇。


——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教授沈国明


这本书分为“政经”、“学术”、“文化”三卷,共收入十年来的文字共85万字左右,遗憾的是,因为篇幅所限,还有很多优秀的文章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我们用这种结集的方式,真诚地向长期以来支持和帮助《社会科学报》的广大读者致以深深的感谢。


编辑特别摘选《思想的力量: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文化卷中苏珊·桑塔格:作为驱鬼者的文化批评家一文,聊一聊苏珊·桑塔格这位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作为驱鬼者的文化批评家


现代社会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如果谁想被体制所认可,那最简便的方法,可能恰恰是反体制。米歇尔·福柯便是一个显例,这位剃着光头的同性恋者依靠他那庞杂的知识和复杂的技巧,像鼹鼠一样潜入各种体制的基础深处,把它们挖得千疮百孔,大有坍塌之势,却堂而皇之地被迎进了法兰西学院,端坐在那儿的教席上。


当他于1984年死于艾滋病时,警个法兰西突然感到失去了一件国宝,连法国总理都亲自动笔,为他的死发布悼念讣告。庄资本主义引以自豪的文化成就簿上,刻着大量的反资本主义者的名字:波德莱尔,王尔德,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流亡者,金斯堡,萨特……


这种几乎贪得无厌的包容性,具有两个可怕的后果:其一是它不断地把反体制的异己分子无害化,并要求更多的异端,结果逼得反体制分子像订单不断的供货商那样,忙于制作反体制商品,以增加体制的荣耀;其二是它把反体制变成了一种时髦,以致连体制中人都觉得做一个反体制者才有个性,所以当我们看到本来娇生惯养、衣着整洁的中产阶级孩子在60年代突然成批成批地变成了奇装异服、放浪形骸的波希米业人时,我们大可不必过度惊讶。在这些涌向纽约格林威洽村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公子哥儿和千金小姐里,我们看到了苏珊·桑塔格最初的身影,既年轻,又漂亮,还充满艺术热情――不是梦露的那种妩媚而空洞的美,而是那种脸部线条显得稍许生硬的美。



疯狂、疾病、性变态、疏离感、犯罪等,这便是现代主义的核心主题,所有这些被体制所排斥的东西,全都被认为透露出某种重大的启示,某种惊人的真理,难怪福柯对疯人院、诊所、性史、监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趣,也难怪桑塔格会在她的第一本文化批评文集《反对阐释》中长篇累牍地谈论曾被判入狱的热内、在疯人院里呆过的萨德、杰克·斯密斯的地下黄色电影等等,而当她日后写下她最著名的两篇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和《逻滋病及其隐喻》)时,主题仍是疾病。


与福柯相比,桑塔格当然是次一等的著作家,首先因为她对写作福柯那样的大部头学术著作不感兴趣,倒更乐于信手写作一些篇幅短得多的札记性质的评论;其次,桑塔格的兴趣比福柯广得多,她不仅是一位批评家,还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一位电影编导。在桑塔格写的一篇短小的回忆文字(《三十年后》,作为西班牙语版《反对阐释》的前言)中,她谈到60年代初她移居纽约时为自己制订的计划:“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那时的纽约,是一个云集着波希米亚艺术家的地方,桑塔格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作家。



当日后的报刊评论家感到有必要把桑塔格置于思想史上的某个群体中时,他们的性别意识就暗中显露出来了。于是,桑塔格发现自己与另两位著名的妇女的名字排列在了一起。不过,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身边有萨特,在年轻时代的汉娜·阿伦特身边有海德格尔,而她桑塔格却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她就是她――这一点,倒具有鲜明的美国味,尽管她的情调和风格更有欧洲色彩。


新感受力


移居纽约,对她来说,是一生中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她从此与大学体制的疏远,离开了大学这个由红砖墙分隔开的安全而雅致的世界。她曾在这个世界里度过漫长的求学期,从伯克利,到芝加哥大学,再到哈佛,还一度留学英国牛津,而她现在要做的,似乎是故意滋扰这个学问世界的肃穆。正如她后来所说,我们所尊重的真理,是那些诞生于磨难中的真理,但真理也可能诞生于放肆中。


她在纽约波希米亚艺术家圈子里的生活,谈不上磨难,却是一种令体制中人头痛的放浪不羁的生活。她从中发现了某种重大的启示,她称之为“新感受力”。1965年曾与桑塔格有过一面之交的乔·戴维·贝拉米这样描绘那个时候的她:“她抽着烟,正在讲解她的‘新感受力’,把大口大口的烟雾喷到头顶上方。对当时的美国小说,她一律嗤之以鼻,,这样一位显然很有声望的作家,发表这样一番让人听了颇不自在的评论,使我大感意外。”



所谓“新感受力”,是针对以莱昂内尔·特里林为代表的学院派的那种“感受力”而言。特里林自命为英国19世纪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美国传人,围绕着他以及他的夫人戴安娜,形成了一个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党人评论》为堡垒的特里林集团。这个集团在1959年曾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前学生、后来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口诛笔伐,说他狂妄无知,并把纽约格林威治村的波希米亚艺术家们称为“一群乌合之众”,是“新野蛮人”。特里林集团之所以对波希米亚艺术家恶言恶语,是因为这些人的惊世骇俗的作品和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危及到了他们一直作为其守护者的“高级文化”。


哪怕是在政治上与特里林观点对立的老左派批评家欧文·豪,在对待波希米亚艺术家的态度上,也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特里林如出一辙,甚至借用特里林的词语来咒骂他们,以致狄克斯坦大惑不解地问:“新感受力中到底有什么东西,会将一个老左派赶进了教会的怀抱?”


特里林的主要见解,见于他的《自由主义想像力》一书,此书是“高级文化”的经典之作,一直是特里林集团的圣经。特里林在这本书里捍卫文学的想像力或者感受力,以抵御政治的入侵然而,他这样做时,恰恰把一种更精致、更复杂、更隐蔽的政治意识形态留在了文学想像力中。对这一点,欧文·豪以及后来的新左派理论家似乎眼光颇为犀利。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文学要不要政治的问题,而是文学根本就是政治。关键在于是哪一种政治。60年代培养了一种敏感的政治嗅觉,使得政治催眠术再也难以奏效。特里林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使他在政治态度三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文化、政治和经济,并非三个彼此分隔的领域。所以,为维护社会等级制,就必须在文化上建立起一种等级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于,它试图在政治和经济上建立自由体制,却在文化上顽固地保留着一整套等级制,而这套等级制也并不是资本主义自己的发明,而是直接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



作为社会等级制的对等物,旧时代的文学感受力致力于创造一个秩序严整的幻想世界,仿佛感受力的含义就是能够从作品中读出更多的意义。这是一种阐释行为,其目标是赋予一部作品字面意义之外的另外一些意义,从而把它纳入一个意义体系。世界并没有被表现,而是被微妙地复制,其结果就是,人们把被复制的虚幻世界当作真正的世界接受下来。这种形式的阐释由于要求一种精细入微的感受力、更多的学问、更复杂的理论,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排斥性的权力,控制在文化贵族或“高级文化”学者手里。它专横地给出种种区分标准,使文化处分为高级、低级、崇高、庸俗,等等。桑塔格针对“感受力”提出的“新感受力”,正是要瓦解文化的这种等级制,它采取的策略是“反对阐释”。


这次,真理是诞生于磨难中,而不是放肆中-1977年,也就是在她44岁时,她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医生们以一种“准备后事吧”的怜悯眼光望着她,仿佛癌症就意味着死亡,尽管人们一方面又承认对癌症了解有限。这就怪了,对一种并不十分了解的疾病,却能得出十分有把握的断言:癌症=死亡。桑塔格没有被这个断言所吓倒,而是着手去割断人们在癌症与死亡之间画上的那个等号,向人们说明癌症并不等于死亡,许多癌症都是可以治疗的,而另一些癌症之所以被归于“不治之症”,并非因为它们不可治,只不过当前的医疗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一点而已。


医生的目光,癌症病友的哀凄的神情,有关癌症的种种隐喻,并没有使桑塔格停止寻找治疗。在持续两年的治疗中,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患病,使桑塔格有机会接触到众多的医生和病友,以及大量的有关疾病的文学文献。她深深地感到,有一种东西比疾病更可怕,给患者带来更残酷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饨亡的态度。但桑塔格无意写作一篇医学专业论文,她的兴趣不在疾病的技术方面,而在文化方面,即人们历来围绕疾病所构织的种种神话,这些神话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把癌症作为死亡的隐喻,与死亡等同起来,就有可能使癌症患者消极地等死,而不是积极地治疗。从这种意义上说,癌症隐喻实际上是死亡的帮凶。桑塔格甚至说:“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但癌症不仅隐喻着死亡,还隐喻着人格方面的缺陷,例如癌症患者被说成是自我压抑的人,缺乏热情的人,他的压抑和冷漠是致病的原因。对这一点,桑塔格的感受犹深:“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仅仅被当作疾病来看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庄道德上低人一头。”


身体和疾病的等级制,作为一种隐喻,又会返回到社会等级制中间,以强化这种等级制。


所以,在十九世纪,结核病通常被认为是具有贵族气质的人易患上的一种病,以致柔弱、敏感、苍白成了一种流行的浪漫形象,而中风、癌症以及痛风病则成了营养过盛、肠肥脑满的中产阶级的一种病,毫无浪漫色彩:这导致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风尚。对结核病所体现的那种柔弱之美的崇拜,一直延续到当代,见于男男女女对“瘦”的狂热中,而“肥胖”则成了黑人、蓝领工人以及一切靠体力谋生的人的标志。“瘦”体现了精神,而“胖”则显得世俗。体重成了一种美学和道德评价,难怪人们会发疯地折磨自己的身体,使其变瘦,更瘦,瘦之又瘦,如温莎公爵夫人曾经所说:“瘦无止境。”


文章摘自《思想的力量:社会科学报十年精粹》文化卷第26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 程巍《苏珊·桑塔格:作为驱鬼者的文化批评家》,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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