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松:步行进藏册封达赖喇嘛的梅州人

谈梅2018-12-06 11:37:09


在民国时期,他是第一位在中央政府出任部长级职务的梅州客家人,同时以擅长军事地理和军事教育驰名于世,被称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他游历东西各国,学习军事理论,踏遍内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事业,最后因劳瘁而倒在广东省政府主席任上。他就是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民国上将黄慕松。




笔者走进黄慕松的故乡梅县松源镇以及汕头、广州等地,采访其亲属和专家学者,大量查阅历史文献,向广大读者还原一位客家子弟从戎好学、学贯中西、尽瘁为国的传奇人生。


好学不倦:被誉“中国军事测量之父”

初夏的一天,在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的一座普通公寓里,82岁的黄维藏老人激动地向笔者讲述伯父黄慕松的生平。在黄维藏眼里,伯父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军人兼政治家,通晓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曾经多次到日本以及欧洲留学考察。


在黄维藏居所以北不远处,有一间珠江染织厂,其前身彩虹染织厂就是由黄慕松的父亲黄璧池在清末创建。上世纪初,黄璧池从家乡松源来到广州以贩卖布匹谋生,随后经营染织生意。黄慕松曾随父亲在广州生活,不久,他考入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开始了多彩的一生。


1904年,从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的黄慕松因成绩优异,被中央政府选派官费留学。他与同乡、梅城攀桂坊的杨少穆一起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随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直到他快毕业的时候,与他人生有交会的另一位中国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才启程前往振武学校留学。


对于黄慕松来说,这仅是他的第一次留学生涯。1910年,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监督任上卸任,他再次到日本炮工专科学校学习。1916年初,在北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任职的黄慕松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系统学习军事理论,成为第一批进入日本陆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青年黄慕松并不是只顾埋头学习的军人,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三次留学日本前后时期,他曾参加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期间南京革命政府的北伐行动,还加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大量新式的武器,以及伴生的作战战术、战略,给壮年黄慕松极大的刺激。他决心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于是申请辞去军事测量总局局长的职务,作为军事研究员远赴欧洲。对黄慕松生平颇有研究的汕头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黄羡章表示,黄慕松是一位热爱军事理论研究的军人,对权位不太留恋。何况他在北洋政府陆地测量总局局长任上,甚至一度需要家里寄钱解决开支。好在当时的家族企业由弟弟黄焯南等人打理得红红火火,免去他的后顾之忧。


从1920年到1923年,黄慕松先后到英、法、德考察学习欧洲先进的军事理论。回国后经过一番辗转,于1929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他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海陆空立体作战时代,因此对开展军事测量活动极为热心,先后出席英国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地联合会、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撰写了《出席国际测量会议报告》。在他的主持推动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军事测量工作顺利完成。正是这一成果,黄慕松被军界赞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


忠勤任事:两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黄慕松不但是军事地理学专家,在他不算漫长的人生中,他更是一位军事教育家。早在清末,他就出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粤系著名将领的陈济棠、余汉谋、蒋光鼐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1925年,黄慕松从北京回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副主任,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任劳任怨的作风,给校长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


1928年8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将在北京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收归国民政府管理。总司令蒋介石遥兼校长,但实际管理工作由他任命的副校长黄慕松代理。当时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崇元观的陆军大学在读的学员有第八期以及新招收的第九期。


黄慕松为纠正北洋政府时期学校存在的散漫学风,每星期要举行周会一二次,向学员作报告,要求学员自我介绍情况,同时住校舍的学员晚上要点名,外出要请假。不久,因严肃校纪,而触发由湖北籍学员蔡继伦策划的“驱黄风潮”。


学者黄羡章表示,事情起因是蔡继伦因私人请求被北平市长何其巩拒绝,竟然扇这位老部下的耳光,事情被冯玉祥告到蒋介石那里。获知蔡继伦犯纪消息,黄慕松决定从严处理,对蔡继伦作出开除处分。衔恨在心的蔡继伦挑唆同乡学员散布流言,借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事件,诬告黄慕松在孙中山灵车经过大学门口时仅派代表参与,而严令学员在校,是对孙总理不敬。黄羡章认为,时任教育长的周斌虽然是黄慕松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但作为蔡继伦的同乡态度暧昧,没有积极支持黄慕松,起了很坏的作用。


尽管处于流言蜚语之中,黄慕松还是坚持原则,开除掉蔡继伦,随后在1929年上半年底离任代理校长一职。从历史的结局看,黄慕松有洞悉蔡继伦恶劣品质的先见之明。被处分的蔡继伦后来通过各种手腕恢复在陆军大学的学籍,却在抗战期间,担任宜昌警备司令时大肆贪污,落得被军法处置枪毙的下场。


1933年,当时的陆军大学已经迁址南京,校长已由云南籍著名将领杨杰担任。这年,由于杨杰要到华北部署军事,防御占领东三省的侵华日军,时任陆军测量总局局长的黄慕松再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职务。尽管这次时间不长,但黄慕松对陆大一直非常关注,以至1934年,他为致祭册封已故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艰难跋涉到西藏的时候,依然与陆军大学教育长王泽民保持联系,通过电报收到他有关陆大办学情况的汇报。其忠勤任事的作风可见一斑。


艰苦跋涉:宣慰抚边不顾塞外风寒

黄慕松的一生好像永远奔波在路途。1934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派黄慕松担任致祭、册封刚去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前往西藏。


此前的1933年,黄慕松曾经奉命宣慰新疆,本意采取“削藩”策略实现国民政府直接管控新疆。但军阀盛世才发动“六·二二”二次政变,枪杀拥护中央的地方军政人员。黄慕松一行一度被软禁,计划功亏一篑。




黄慕松的这次赴藏行程更加艰难而意义重大,为的是恢复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以致祭册封的方式宣示中央权威。而自辛亥革命后,因种种原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已“失联”22年。


黄慕松率队自5月7日由成都启程,经邛崃、泸定、康定、道孚、甘孜、德格进入西藏的昌都,然后循类乌齐、洛隆、边坝翻越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经工布江达和墨竹林卡,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艰难跋涉,于8月28日抵达拉萨。



在派出先遣人员取海道从印度进入西藏的情况下,黄慕松致祭代表团选择这条道路基于下列精心考虑:一是避开英国驻印殖民政府的干扰;二是走国内川藏之路宣示国家主权的尊严;三是艰苦跋涉也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同时考察沿途的军事地理等情况,与当地人民加强交流融合。


古人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慕松的队伍不但经历了蜀道之难,更经受了雪域高原神秘莫测的风雪。他们迭次翻越万年雪山的折多山、雀儿山、易珠雄、丹达山、念青唐古拉山,横渡大渡河、金沙江,饱尝雪山之寒和高原反应症折磨,个别负责运输物资的人员甚至因高原疾病倒在路途上。





到达拉萨以后,黄慕松利用在此停留3个月的时间,展开一系列宣慰活动,与僧侣、民众交流,与噶厦官员交涉,顺利完成致祭、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崔保新是研究黄慕松抚边疆藏的历史学者,他对记者表示:“黄慕松离开拉萨时,与西藏噶厦政府商定,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无线电台、医疗所、测候所,并建立一所国民小学。在失联22年之后,中央政府在拉萨设常驻机构,是宣誓国家主权、阻止西藏分离的一大成果。”




黄慕松赴藏归来不久,1935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底,为稳定“南天王”陈济棠下台后的广东政局,黄慕松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是黄慕松人生事业中的一个高峰。然而劳瘁多年导致疾病突发,半年后,他终于停下奔波的脚步,长眠在岭南大地上。


生命之光耗尽在雪域高原

      1937年3月20日,年方54岁的黄慕松在中山大学附属医学院救治无效病逝。作为一位受到中枢信任而就任省政府主席、准备大展鸿猷的政治家,的确是人生一大遗憾。


        对于黄慕松中年去世的原因,他的亲属以及历史学者们都认为,除了常年奔波劳瘁,黄慕松冒险奔赴西藏,虽然没有在路途上遭遇意外,但雪域高原的恶劣气候,特别是高原反应症最终仍然成为他生命中没有迈过去的一道坎。

过去有文献持一种说法,认为黄慕松是死于肝病复发。黄慕松的侄子黄维藏不认同这一病因。他向笔者表示,据他亲耳听长辈尤其是二伯母王氏(即黄慕松夫人)讲述,二伯父去世的根本原因是“高山症”,即今天所说的高原病,去世的时候,黄慕松全身皮肤通红,不同于肝病症状的皮肤泛黄。

        

        学者黄羡章也认为,黄慕松的早逝与他早年奔波欧洲考察、宣慰边疆,特别是到西藏有关,至少是高原反应症导致他的潜藏疾病一齐爆发。学者崔保新则认为,黄慕松以51岁之龄,千里迢迢使藏,翻越无数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风餐露宿,风寒浸骨,使其身体遭受极大损害。他肝部剧痛,惟不知病原。


        黄慕松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曾逐日记下所见所闻,后以《使藏纪程》的书名出版。笔者从中做了统计,路途上,还是在川西北的折多塘,黄慕松就开始出现高原反应的头痛症状,自此,这一症状在炉霍、德格、江达、九绒、易珠雄、洛隆宗、罗松多哲、瓦日格巴、司力江以及拉萨等地反复出现。


        8月15日,黄慕松一行抵江达(今属林芝地区北部)。日记写道:“午夜肝气作痛,睡不能适,请王医官打止痛针,并进止痛丸,假寐至晨七时,始解衣覆寝,十一时起床。余于前三星期,即觉肝部微痛,王医官以少骑马为嘱,昨夜忽剧,牵及背部,未知是何病原,因思频年奔走,不遑宁处,倘过于劳顿,罔知调节,则体力日消,虽然满腔热血,何补邦家,不可不自慎也。”然而,艰难的路途迫使黄慕松不得不常借助骑马或骑驴前行,在拉萨又因此导致疝气病发作。


       早在青年时代的1913年,黄慕松为边疆事业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北京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当时外蒙局势,派他为考察委员,与留日士官学校的同学陈宏萼、彭琦一起到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考察规划军事,其中彭琦因坠马意外身亡。


        这次病魔袭来,黄慕松仍然在抗争,打算强撑到南京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被劝阻,后到从化温泉疗养地养病。1937年3月15日,黄慕松放心不下政务,乘车从疗养地返回广州。记者在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其中一张黄慕松照片中看到,身形已经严重消瘦的黄慕松在经过燕塘军营时,坚持下车检阅军队。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身影,5天后,他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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